让证据走下人造的神坛
何家弘·
笔者在研习证据学理论的时候，经常感到我国这一学科领域内某些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缺乏严谨的逻辑性和内在的科学性，因而导致了理论上的纷争和实践中的混乱。对于这些貌似堂皇的观点，笔者心中生出许多疑问并继而转化为异议。虽然明知这些异议会让很多笔者所敬仰的师长们感到逆耳，但其如骨鲠在喉，实在是不吐不快。
一、证据概念误区的表象
虽然证据的概念已经是一个被学者们讨论得很多的问题，似乎再多谈一句都是赘余了。然而，以笔者之管见，尽管这方面的文字确实不少，但其中仍有许多不尽清晰不尽明了之处，而且这些问题涉及整个证据学理论的构架，绝非无关紧要。
（一）证据首先是一个法律术语，抛开语词使用习惯去界定证据的概念是误区之一
证据一词在汉语中的准确起源大概已经很难查考了（也许这仅是笔者孤陋寡闻所妄下的论断）。唐代文豪韩愈在那篇《柳子厚墓志铭》中曾经写下了“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的名句。然而，其中的“证据”是动词，意为“据史考证”或“据实证明”。在古汉语中，证据二字往往是分开使用的。其中，“证”字犹如现代的证据，但多指人证；“据”字则意为依据或根据。例如，《唐律·断狱》中就多有“据众证定罪”之用语。及至清代，法律中仍有“众证明白，即同狱成”的规定。本世纪初，随着白话文的推广，证据二字才越来越多地合并为一个词使用，而且多出现在与法律事务有关的文字之中。例如，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2日颁布的《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中规定：“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这可以视为后来在我国颇为流行的“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之办案原则的发端。
现在，证据已经是汉语中常用的语词之一。诚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在非法律事务中也使用这一概念，但是，由于它在法律事务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最高的使用频率，所以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专门的法律术语，以致于人们一听到这两个字就会首先联想到案件、纠纷、调查、审判等法律事务中的问题。《辞海》中对证据的解释即：“法律用语，据以认定案情的材料。”因此，人们都知道“证据学”是专门研究法律事务中证据问题的学科，不会因为其前面没有冠以“法律”、“司法”或“诉讼”等字样就把其误解为研究日常生活中或其他专业领域内证据问题的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和非法律事务中使用证据一词时实际是在借用这一法律术语。
由此可见，证据很久以来就成为了法律领域内的一个专门用语。换言之，证据首先是或者主要是法律术语。因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证据一词的一般理解实际上也是以法律领域内的概念为基础的。二者之间没有也不应该有本质上的差异。明确这一点，就要求我们在讨论证据的概念问题时必须从这两个字的基本含义出发。我们不应该片面地强调法律用语和人们日常生活用语的差异，而偏离人们在长期形成的语言习惯中对证据一词的一般理解，并生造出所谓“法律证据”或“法律事务证据”的概念。从这一意义上讲，认为证据首先是一个日常生活用语，并因此要抛开人们对证据的一般理解而在所谓的“法律意义”上为其重新下个定义的观点，实际上是证据概念问题上的第一个误区。
（二）证据一词本身并没有真假善恶的价值取向，改变证据概念的这种“中性”立场是误区之二
那么，究竟什么是证据呢？或者说，人们对证据的一般理解究竟是什么呢？简言之，证据就是证明的根据。这是对证据一词最简洁最准确的解释，也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证据定义。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称为证据的“基本定义”。
诚然，在法律上给证据下定义，可以给出更为具体更为明确的界定和说明，但我们不应忘记或抛弃这一语词本身所具有的基本含义。语词的基本含义是人们在使用该语的长期过程中约定俗成的。如果我们忘却了这一点，就会背离语言的使用规律。
世界各国的法律学者对证据的概念有不同的解释并在各自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学说。笔者无意在此评论百家，只想谈一谈在我国法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关于证据概念的观点。而这种观点的缘起就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该法第31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这是我国法律首次给证据一词下的定义。后来问世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1996年修正的新刑事诉讼法都接受了这一定义。于是，这一定义就成了我国对证据概念的官方解释。下面，我们便具体分析一下这个定义。
按照刑诉法中的规定，证据就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这一定义中的核心词是“事实”，因此可以将其简化为“证据即……事实”。这一定义与我们前面谈到的“基本定义”之间的最主要区别就在于它把“根据”改成了“事实”。这一改变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即要强调证据的真实性。为此，该定义还不惜在前面使用了颇有赘余之嫌的“真实”二字。换言之，仅仅强调证据必须是“事实”还不够劲儿，还要强调其证明的必须是案件的“真实”情况。一言以蔽之：“不属实者非证据”！这充分反映了立法者们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重视证据“真实性”的执著心态。
从证据一词的“基本定义”来看，它并没有真假善恶的价值取向。好人可以使用证据，坏人也可以使用证据。换言之，无论你要证明的是什么，也无论你证明的根据是什么，只要你把甲用做证明乙的根据，甲就是证据。就真假的两值观念而言，“根据”一词也是中性的，它可真可假，或者说它可以同时包含真与假的内容。
然而，“事实”一词则改变了证据概念的这一性质，使它不再具有中性的立场，而是坚决地站到了“真实”的一方，把一切不真实或不属实的东西都排斥在证据的范畴之外。毫无疑问，这体现了一种良好的理想或愿望，但是它改变了证据一词本身所具有的“中性”立场，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这一概念与人们使用该语词的习惯之间的矛盾。
诚然，证据就是证明的根据这一“基本定义”中的“根据”一词有些抽象。学者要对其进行解释和说明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你的解释和说明不能偏离原意。比方说，你用“依据”、“凭据”等近义词来代替“根据”就不会改变词意；你用“材料”、“手段”等同样没有真假价值取向的中性词来说明“根据”，也不会造成使用中的混乱与自相矛盾（至于“材料”和“手段”等词能否准确全面地表达“根据”一词的内涵，则另当别论）。但是，你一旦改变了原来词语的属性，用具有真假价值取向的“事实”来代替或说明本来没有真假价值取向的“根据”一词，就会背离该语词的原意并造成使用上的混乱。实际上，刑诉法的起草者们也无法摆脱这种自相矛盾的困扰。
例如，刑诉法在给出上述定义并列举了7种证据之后，又明确指出：“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们不禁问道：既然证据都是“真实的”事实，既然不属实的东西都不是证据，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去“查证属实”呢？已经肯定是事实的东西却还要让人去审查其是不是事实，这就好像让人去审查一只狗是不是狗一样荒唐。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在上述法典及其相关的论述中还有多处，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证据概念误区的症结
人们在证据概念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归根结底在于证据所反应或证明的案件事实是否必须属实。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坚持“不属实者非证据”的观点是很难成立的。众所周知，无论在刑事案件中还是在民事案件中，无论是在经济纠纷中还是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提交司法机关的证据和司法机关自己收集的证据中都是有真有假的，因此才需要认真地审查评断。按照“不属实者非证据”的观点，这些当事人提交的和司法机关收集的证据显然就都不能称为“证据”了，因为它们很可能不属实嘛！
其实，持“不属实者非证据”观点的学者自己也无法否认现实生活中这种证据真假混杂的情况。例如，《证据学》一书的作者在批驳“证据来源”或“证据材料”的提法时坦率地指出：“在诉讼过程中，司法人员初步作为证据收集的物品、书面文件以及证人、当事人的陈述，常有真假相杂的情况。在经过审查判断之后，摒弃那些虚假的或者与案件事实无客观联系的物品或陈述等，不作为证据使用，这是常见的事。这些一度曾经被收集而不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东西，本来就不是证据，也不应称之为‘证据来源’或‘证据材料’。”〔1〕
然而，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实践经验无数次告诉我们，不仅当事人提供的和司法机关收集的证据中有真有假，司法机关审查判断之后用做定案根据的证据中也会有真有假，否则就不会有冤假错案了。有的时候，法官采信的证据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为假；有时候，法官决定不予采信的证据又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为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法官亦非“超人”，我们怎么能要求他们在审查评断证据时不得犯任何错误呢？如果按照“不属实者非证据”的观点，那些被法官错误地采信了的证据也就不能再称为证据了，而顶多属于“一度曾经被”用做证据“而不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东西”，其“本来就不是证据”。
问题到此仍然没有结束。已经明确的错案还好说。错了，纠正过来就得了。我们以前看走了眼，错把别的东西看成了证据。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会看走眼呢？！问题是那些在今天还没有被发现为冤假错案的判决中，难道就肯定没有错误吗？在法官们正在做出的判决中，难道就肯定没有内容不属实或者不完全属实的证据吗？如果我们让每一位法官扪心自问，恐怕他们都很难做出“肯定没有”的回答。换言之，如果我们坚持“不属实者非证据”的定义，恐怕很多诚实的法官都不敢坚持说他们定案的依据是“清一色”的“证据”了。他们也许会说，他们认为那些定案的依据都是“证据”，但那仅仅是他们自己的“认为”。倘若其中某些证据日后被新发现的事实或证据所否定，那也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他们还可能更加勇敢地承认，那些定案依据中肯定有“证据”，但是也肯定有一些本不是“证据”而被错误地“用做证据”的东西。至于那些本来就不诚实或者不太诚实的法官们，其采信的证据是否属实，就更值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严格说来，在任何一起案件的定案依据中，都存在着证据不完全属实的可能性。而且就每一个具体的证据来说，其中也存在着不完全属实的可能性。例如，证人证言往往不是百分之百属实的。那些决定采信某证言的法官一般也都知道该证言只是基本属实。那么，证言中不属实或可能不属实的部分还是不是证据呢？如果我们可以对此问题做出否定的回答，那么一份证言就同时既是证据又不是证据，而提供该证言的人就既是证人又不是证人了。这样的结论虽然听上去挺“辩证”的，但是终让人觉得有些可笑。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非硬着头皮说法官认定的证据就肯定是百分之百的属实，那么即使法官们自己不好意思说“不”，即使客观事实一时无法站出来说“不”，也总会有别人说“不”的。法官也是人，和当事人、律师、侦查人员、检察人员一样的人。凭什么别人收集并审查过的证据都不一定属实，但只要一经过法官的手就属实啦？虽然法官在诉讼程序中处于决策人的位置，但是那并不等于说你就有了识别真假证据的“特异功能”。证据的判断和采信者都是人。你以为你是谁哪！
于是，我们就被这“不属实者非证据”的定义带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试以刑事案件的诉讼过程为例：当事人和证人提供的证据可能不属实，不能称为证据；侦查人员收集的证据也可能不属实，也不能称为证据；检察人员提交审判的证据还可能不属实，还不能称为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仍然可能不属实，仍然不能称为证据；二审法院……这样一来，证据何在？证据岂不成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了吗？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章程
全国青联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章程
（一九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基本的人民团体之一，是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核心力量的各青年团体的联合组织，是我国各族各界青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
第二条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基本任务是：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团结、教育各族各界青年；鼓励青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最广泛地代表和维护各族各界青年的合法权益；引导青年积极健康地参与社会生活，努力为各族各界青年健康成长、奋发成长服务；积极发展同台湾青年、港澳青年及国外青年侨胞的联系和团结，发扬同世界各国青年的联系和友谊；为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促进祖国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
第三条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一切活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原则。
第四条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第二章 会员和委员
第五条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实行团体会员制，由全国性的各青年团体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青年联合会等联合组成。
凡依法成立、赞成本章程、并自愿申请加入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青年团体，经本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即取得本会团体会员资格。
第六条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委员，由各会员团体推荐、协商产生的代表和特别邀请的各族各界青年的代表出任。
第七条 会员团体的权利
一、会员团体有向本会推荐委员的权利
二、会员团体有对本会工作进行监督、讨论、提出建议和批评的权利
三、会员团体有根据本会的决议精神，独立开展本团体会务工作的权利。
第八条 会员团体的义务
一、会员团体有遵守本会章程和执行决议的义务。如对决议有不同意见，在执行的前提下，可予保留；
二、会员团体有向本会交纳会费、报告团体会务的义务；
三、会员团体有维护青年的合法权益，反映各族各界青年的意见和要求的义务。
第九条 会员团体如果严重违反本会章程，由本会常务委员会分别依据情节给予警告或撤销其团体会员资格处分；受处分者有请求本会全体委员会复议一次的权利。
第十条 委员的条件
一、本会委员必须承认本章程，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
二、本会委员应是在青年中有一定影响的各族各界青年杰出人才或代表人物；
三、本会委员应具有一定的议事能力，能代表各族各界青年在本会中认真履行有关权利的义务。
第十一条 委员的权利
一、委员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委员有对本会工作讨论、建议、批评和监督的权利；
三、委员有参加本会举办的活动，请求本会维护委员合法权益的权利；
第十二条 委员的义务
一、委员有遵守本会章程、执行决议和积极参加本会工作的义务；
二、委员有维护青年的合法权益，了解和反映各族各界青年意见和要求的义务。
第十三条 委员如有违反国家法律或严重违反本章程的行为，由本会常委委员会撤销其委员资格。
第十四条 会员团体和委员都有退出本会的自由，退会前应提出局面申请。
第三章 组织和职权
第十五条 本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委员会。
第十六条 全国委员会由各会员团体推荐、协商产生的委员和特别邀请的委员组成。每届全国委员会的名额、名额分配方案，由上届委员的常务委员会决定。每届任期内，有必要变更委员名额及相关事宜，由本届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十七条 本会全国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如遇特殊情况，经常务委员会决定，可提前终止或延长任期。
第十八条 每届全国委员会任期内，会员团体认为有必要变更本国体参加全国委员会的指定席位委员时，可按规定更替，并报请常务委员会备案；其他委员确需变更时，由其所在的会员团体或推荐单位提出变更理由和人选，报请常务委员会同意。
第十九条 全国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主席、副主席由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在特殊情况下，可由常务委员会予以调整和增选。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同是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
第二十条 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届一般举行两次，会期由常务委员会的确定。
第二十一条 全国委员会的职权
一、听取和审议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二、讨论和决定本会的重大工作方针和工作任务；
三、修改本会章程；
四、选举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常务委员会委员；
五、认为有必要处理的其它重要事务。
第二十二条 全国委员会闭会期间，由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
第二十三条 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会期由全国委员会主席会议决定。
第二十四条 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下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协助主席、副主席处理会务。秘书长由主席提名，常务委员会决定。副秘书长及工作机构负责人由主席会议决定。
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可设立若干工作机构或派出办事处，承办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有关日常工作。
第二十五条 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
一、召集并主持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届第一次全体会议由会议选举产生的主席团主持；
二、组织实施章程中规定的任务；
三、执行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
四、决定全国委员会工作机构的设置和变动；
五、行使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授予的其它职权。
第二十六条 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副主席组成主席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第四章 地方青年联合会
第二十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地级市，以及其它有条件的城市，均可依据本章程，按照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参照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组成办法，建立地方青年联合会。
第二十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青年联合会全体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特殊情况下，经该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提前终止或延长任期；每届委员会召开的会议次数由该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确定。
第二十九条 地方青年联合会全体委员会的职权
一、听取和审议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二、讨论并决定本地青年联合会的重要工作；
三、选举本地青年联合会主席、副主席及常务委员会委员；
四、认为有必要处理的其它重要事务。
第三十条 地方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
一、在全体会议闭会期间，由常务委员会负责领导会务；
二、召集并主持本地青年联合会全体委员会会议，每届第一次全体会议由会议选举产生的大会主席团主持；
三、组织实施章程中规定的任务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作出的全国性决议以及上级地方青年联合会作出的全地区性决议；
四、执行本地青年联合会全体委员会的决议；
五、决定本地青年联合会工作机构设置和变动，并决定秘书长、副秘书长（或由地方青年联合会主席会议决定副秘书长）。
第三十一条 上一级青年联合会与下一级青年联合会的关系为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第五章 经 费
第三十二条 本会经费来源为：会员团体的会费、事业收入和其它资助。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章程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地方青年联合会统一章程。地方青年联合会还可依据本章程的原则制定本地的组织和工作细则，并报上一级青年联合会备案。
第三十四条 本章程经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全体委员会通过后实行。
第三十五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于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