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的分岐及其定位

刘成江


　　经济法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法律,这在法学界历来存在争议。归纳起来有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是国家干预,二是认为是国家协调性质的,三是认为是国家调节性质的。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理论占据着主导地位。从我国的改革看,我们是在认识和实践上从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转变使我们对经济法的认识存在着巨大的变化,因为经济法与经济密切相关。但是,这些变动是否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学部门,是否有一些共同的性质。假如没有共同的规律和性质,经济法成为一个完整的法学部门就很有问题了。也就是说,这些理论假如有合理的地方,这些合理的地方应该是共通的。
　　一、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对经济法认识的理论。第一种是认为经济法是国家干预性质的,这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理论相一致,是属于市场本位的一种认识。在市场制度的背景下,国家原来在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是守夜人的角色,但由于经济垄断性的增强,以及市场经济中的固有缺陷,使得政府要担当更多的角色,很显然,这是国家对自由经济意义上的市场的一种干预,由此而进行的法律干预方法就是这种性质,这个理论的前提是有一个完整的市场的存在。长期以来(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经济活动被设想为属于私事的范围,对经济活动的法律管理属私法的范围,国家的作用就只是执行维护公共秩序的任务。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私人垄断利益集团的社会经济力量得以极大发展,自由竞争的经济条件逐渐消失,对竞争不完善的认识以及二十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人们日益怀疑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因此,国家干预得到了发展,使政府与私人力量之间的均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最明显的表现是以有意识地组织经济生活来取代市场自发机制——经济计划化。亚当•斯密所颂扬的处于完全竞争中的大量小单位可以实现私人利益向全局利益汇合的“无形之手”,让位于“有形之手”——即“国家之手”。这样的计划化意味着配备充分的法律手段,并使法律规则在计划制定、实施和执行过程中起主要作用。从而产生了崭新的第三类法律——经济法。它最早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德国。
　　经济法产生于立法者不再满足于从公平调停经济参与人纠纷的角度考虑和处理经济关系,而侧重于从经济的共同利益、经济生产率,即从经济总体的观察角度调整经济关系。经济法产生于国家不再作为纯粹私法保护自由竞争,而寻求通过法律规范以社会的整体利益来控制自由竞争。所以有学者说“经济法就是组织起来的经济法律”,这不无道理。
　　对经济法实施统制,在本世纪后半叶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个人和企业方面以及在整个经济生活方面都有表现,经济政策的手段逐渐讲究起来,从“凯恩斯革命”起,经济学家就致力于对预算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和收入政策进行科学分析,他们尤其明确提出了利用这些手段实现国家总目标的条件,充分利用资源、稳定物价,提高国民产值增长率。
　　国家对经济的非系统化干预存在已久,但对经济的系统干预,则是在垄断产生之后,经济法是国家系统干预经济的法律工具。任何法律制度都与国家紧密相关。所以,作为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的法律起源很早,如14世纪至15世纪出现的商法。而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则是产生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本世纪以来,经济法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法律秩序要发挥整个社会价值准则体系的作用,因为与单独的经济效率相比,社会价值准则体系所包含的内容要广泛得多。可以说,法律秩序本就有和谐一致的要求。正是由于对社会法的需求,私法与公法,民法与行政法,契约法与法律之间僵死划分已越来越趋于动摇,这二类法律逐渐不可分地渗透融合,从而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法律领域。
　　二 、
　　第二种是认为经济法是国家协调性质。国家在总体经济中起到协调的作用,如在总量控制、各方利益协调上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很显然,这是一种国家或是政府本位的一种认识。 国家协调应该讲是一种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产物。国家能否协调经济,在计划经济因素下,国家对经济的协调性质是非常明显的。在我国改革初期,也就是我们提出计划为主、商品为辅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这种对经济法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谓市场经济,对竞争的强调显然是它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而在竞争市场中,政府的力量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是与竞争的力量有性质的不同,政府与市场在运作上是不同的,在市场失灵等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场合,才会有政府力量出现的合理性。由此可见,这种国家本位的对经济法的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有问题的。

　　按照传统的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济处于国家的计划的管理之下,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完全由国家计划控制。企业是整个社会“大工厂”的生产单位,所有的法律都是“公法”。在这种条件下,经济是处于行政管理的模式之下,所有的有关经济的法律都是行政法津和法规。毫无疑问,在这种条件下是不需要经济法的,只要有公法和行政法就足够了。但是这种模式由于其僵化性而不断地暴露其低效率和非经济的缺陷。由此,各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改革,在计划中逐步加入或加大市场的成分。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的经济法都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由此可见,我们经济法的产生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的产生是在两个不同的条件下,后者是在完整的市场中加入国家或是政府或是公法的力量,而前者是在计划中不断地加入或是加大市场的力量和比重。但二者的结果却是一样的,都导致了经济法的出现和对经济法的强调。从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经济法的一些本质上的特点。首先,经济法并不是以市场或是以国家(政府)为本位对经济的调整,经济法并不存在国家或是市场本位的问题。其次,经济法可以是以国家干预为主要内容,也可以是以打破国家垄断为主要内容,在原先是公法调整的领域逐渐加入或是加强私法的内容和力量。第三,将经济法归结为国家本位的法律,即所谓的国家协调的性质。是在形式上受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理论的影响。毫无疑问,西方市场经济有完整的私法体系和竞争市场,以及有深远的私法自治的传统。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是逐渐加深和扩大。因此,国家(政府)与场的关系是国家逐渐进入和加强其作用,由此表现在经济法上就是国家的作用、公法逐渐侵蚀私法,也就是所谓的“私法的公法化”。但是自七十年代以来,在ＧＡＴＴ和ＷＴＯ的努力下,国际市场急剧扩大,垄断在某一国家的情形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甚至是消除。国家对政府在经济中的消极作用也逐渐有了更深的认识。各国都在不同程度地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这些国家逐渐从市场中有条件或是无条件退出的法律都属于经济法的内容,但若再将这些法律看成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就不合理了。而我国在现阶段,大量的经济法的作用和功能正是为了消减或是消除过分的政府力量在经济中的阻碍作用,经济法的性质或是理论却不能体现经济法的这一功能,这种经济法的理论显然是有问题的。
　　三
　　第三种理论中经济法的调节性质是为了克服对国家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过分强调。这种观点在国家的强调上低于第二种观点,但对国家的本位的观点仍是这一观点的主要问题之所在。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仍是主要的和不可或缺的。那么,这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对法律性质的划分的意义是在于揭示法律的基本价值,在于揭示法律的基本内容,给人们一种直观的对法律体系的了解。它决定该解释理论的价值趋向。而它的作用是对这个理论定下一个基调。它的直接效果是对法律的解释产生影响,法律的解释是一种整体的解释,这在法律解释学中是一个基本的原理。
　　法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对社会现实及其可预料的将来的一种解释。在这个前提下,对一个社会理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的检验是看它的解释与社会现实的符合程度。上面的理论可以讲是对某种社会中经济法律的一种解释,但对我国现阶段转型社会的现实及改革趋势的解释有一定的偏差。用一个形象的说法,上述的经济法理论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是一种“ＴＯ”关系,即是进入性的、外在的。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ＦＲＯＭ”,我们国家现在的政府与市场是一种内生的、一体化的状况,我们的改革所要达到的是使二者关系是一种“ＦＯＲ”的状态,即是服务性、保障性的。我们的经济法理论应该反映这种状况。
　　经济法是处于公法和私法交界处的一个部门,它是集中和综合的产物,它的统一性在于它的惟一目的是管理经济活动。它首先是作为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作为一个有具体特点的部门出现的,是符合正在形成的经济社会所需要的法律秩序,是与全部传统法律规则并存的一项新法律,是从其经济后果来看问题的法律。经济法是处理公法与私法、政府与市场关系,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法律。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这种关系的妥善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来。
　　经济法是处理公法与私法、政府与市场关系,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法律。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这种关系的妥善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来。
　　四 、
　　我国的政府改革是一种对传统的“全能政府”的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是社会“大工厂”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政府既造计划,又管理经济;既是社会的参与者,又是社会的执法者;既是社会的生产者,又是社会消费的安排者。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政府的全能性要向社会性转化。什么是社会性呢?就是说,政府的管理模式与市场的竞争模式从根本上是不同的,政府的管理是一种行政管理的模式,是一种依据行政法和上级机关的授权而进行自己职能的运用,对行政机关的作用的评判是上级机关,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而市场的竞争模式正好相反,市场主体的存在价值是它在市场上是能赢利的,也就是说对市场主体的存在价值的评判是市场,而不是其它,市场主体的动力来自市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国有企业要从行政管理模式中解放出来,否则就没有出路的原因,因为原有体制刚好与市场机制相反。政府即使参于经济也是在竞争市场之外,或是以市场主体的身份来参与到竞争市场之中,或是在市场不完善的地方,或是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市场是第一位的,政府的作用是为市场服务。这是市场经济的共性,也就是政府的社会性。
　　但是政府的全能性向社会性转换是如何来实现的呢?
　　我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政府推动实现体制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矛盾,一是市场发育的不完善、市场制度未建立,这种制度不仅仅是一种法律条文的规定,而是整个社会的实体运作的制度。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在原有的计划体制下,经济中存在大量的国营企业,作为经济的主体和经济的主导力量,它和政府是一体的,但是在体制转换中,这部分企业如何转换市场角色与行政管理模式一直是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市场中,国有企业仍是和政府有着直接的关系,企业的融资、运作、包括破产都不是按市场规则来运作的。政府在市场中的行政管理模式仍非常明显。这是我国市场发育不完善的一个重要表现。大量的市场规则在此不能适用。表现在法律上,就是欠缺一个与民法规则的运作相对应的所谓“市民社会”。二是市场发展的长期性。市场的发展是个长期过程,不是体制上转换了,经济中就可以实现转换。最明显的例子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虽然制度变革了,但是市场的运作还是很成问题的。大量的资本不是按实际价值向市场转换,而是按权力进行的分配。对这样的分配,市场要进行长期的消化之后才能进行符合市场经济的运作。我们应该看到,从计划到市场,单单从经济上看是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与市场经济国家一样的政府干预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从全能转换到其社会性职能上来的问题。是政府与市场如何协调的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肯定不可能是“一刀切”的关系,而是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都会不相同的一个“弯弯曲曲”的关系,这种关系如果不用法律的规则来进行确定,肯定是会由于惯性的作用而互相影响,从而保持政府的“全能性”。在我们的经济中已经显示出来了。中央的改革到地方常会出现扭曲,地方保护主义的趋势愈来愈强烈。这其实都是中央政府的改革下来之后,地方政府的职能不能局部消退所造成的。社会是个系统,是相互影响的,权力也是如此。部分权力的缩小会由于其他权力没有变动而保持其实际的影响力,而且它的效力在法律未规定时是待定的,在法律上是不能称其为违法。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市场经济模式制定的法律常是得不到执行的。我国法院系统规定1999年为执行年,这说明我国法院执行难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大量的执行难问题就是由于地方政府基于地方保护主义而造成的。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成了我们经济法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也决定了我国的经济法不同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理论,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经济法理论放在国家干预的领域,而应放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就是政府如何在经济稳定发展,在渐进式改革的思路下完成政府职能转换,同时又能使在政府完成职能转换的地方实现市场力量的填充。
　　应该看到,我国的经济法在实现一部分宪法的功能,因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究其实质,应该在宪政制度中有明确的规定,它是由一国的基本制度所规定的,而不是由部门法来规定的。我国的情况之所以会如此,是由于我国是一个转型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由我国的转型是一种渐进式的模式所决定的。转型意味着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变,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由于这一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基本制度面的确定是很难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进行这种制度的设想,但要设计出具体的权力排列方式、具体的规则形式并使之有效力,我想我们的理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层次,要知道,这种改革是破天荒的,谁也没有做过。这就意味着,在基本制度面上,我们没有政府与市场的权力的基本划分,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政府可以是全能的,也可以是社会性的,而由于政府原来是全能的,因此,政府很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在走原来的路子。
　　对于政府的这种状况,按完整的市场经济对政府的权力进行要求显然是不现实的。政府在社会性的功能之外还承担着更多的职能,而传统的全能性的职能又与我们的改革方向不符合,政府的职能在理论上是不明确的,那么政府的职能在法律上,由于缺乏基本法的规定,其权力的解释就存在困难,政府主要的法律依据是经济法,因此,经济法的体系化就显得特别重要。
　　五 、
　　我国经济法理论上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跨度大、难度也大。我们的改革,正如我们在上面所分析的,是在几个阶段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达到今天这一高度的,而作为与经济改革直接相关的经济法当然也与这一过程密切相关,同时,这也损害了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所应具有的稳定性。在国外对经济法的不同认识也有这一方面的规则上的原因,但都不及我国的经济转轨给经济法带来的变动性大。这不但是在规则内容上的改变,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着它的性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以及加入ＷＴＯ进程的加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
　　ＷＴＯ的加入在法律上给我们国家的经济法注入大量的内容,ＷＴＯ是国际法律,是对国家的一种义务约束。国际法是一种“软法”,所谓的“软法”,一方面它是一个缺乏体系性的东西,即使是ＷＴＯ法律文件,作为迄今为止最为庞杂的国际经济法律文件,也不是包罗万象的,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它在许多方面是有欠缺的,也就是说,这个国际经济法律体系是不完整的,一个不完整的体系,在解释上,肯定会产生歧义,因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也可能由于法律用语、理智的局限性、以及经济现实的变化而产生许多不确定性的东西,何况一个体系不完整的东西。ＷＴＯ是个发展的体系,乌拉圭回合之后的国际经济谈判的工作也正在酝酿之中。“软法”表现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它相对于国内法是一个不完整的法律体系,即国家既是立法者,又是司法者,同时也可能是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可能是原告,也可能是被告。(这也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要参加到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去的原因。否则,无法在经济领域有效地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要在未来世界经济舞台上有发言权,要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经济大国,就必须尽早地加入ＷＴＯ这一多边国际经济组织。这样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占绝大多数的ＷＴＯ内,就会像在联合国内一样具有重要影响力,否则,被排除在ＷＴＯ之外,不仅影响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使中国无法对发展中国家发挥影响力,也无权参与制定新的国际经贸规则,中国将长期被排除在世界经济舞台之外。)我们在关于法律正义的知识里就知道,司法者应该是中立的,而不能充当被告或是原告。另外,它的救济方式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自力性质的,国家实力的因素起很大的作用。原先ＧＡＴＴ是个没有司法体系的临时国际经济安排,而现在的ＷＴＯ设立了争端的解决机构,但是,争端解决的强行性在国际法中一直是个难题,是导致国际法被称为“软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随着ＷＴＯ争端的增多,争端所触及利益的重要程度的增强,国际法的这一特性会暴露出来。在国际法律体系中,实力的因素是不能不考虑的。这也是为什么越是触及到大国,争议的解决就越难,这是国际法的法律性不及国内法的地方。
　　国际经济法的法律性不如国内法,因为国内法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有一个权威的存在,但是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一是经济的国际化,二是经济的市场化,这二个共同点使遵守国际经济法所带来的利益要远远大于违反国际经济法所带来的收益。法律的遵守有一个利益的共同基础,虽然这个基础可能会由于国际经济的变化而消失,但在可以预料的将来,这种变化似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为什么在美中ＷＴＯ谈判之后,双方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ＷＴ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济法律的基本框架,这个法律体系尽管存在着不尽如意的地方,如它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的考虑是存在问题的,这也是我们今后在ＷＴＯ体系中应该注意的地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ＷＴＯ所构建的法律框架是和我们改革开放的方向相一致的,这也是为什么大量的发展中国家要加入这一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去的原因。在这个法律体系下,我们思考的是如何加强我国经济主体的竞争力量,使它在这个法律体系中有更多的事实上的权利,而不是处于被动的境地。也就是说我们要适应这种法律环境,以及能获取这种法律环境所带来的利益,以这种环境来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加强我国的竞争实力。
　　ＷＴＯ所架构的是一种市场走向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意味着市场应是完整的,政府对市场不过多干预。这是加入ＷＴＯ的一个制度性的前提条件。其次是政府保证不实行歧视待遇。这也就是构成ＷＴＯ基本原则的多边最惠国待遇原则。第三个是国民待遇,保证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我们以前对外商提供的是一种优于本国经济主体的优惠条件,因为我们以前有所有制的区分,而且为了吸引外资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这是一种体制转轨当中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对市场的扭曲,是为了克服旧体制的弊病而采取的一种矫枉过正的方法。对国民待遇的理解一方面是对外国人提供不低于本国人的待遇标准,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本国人提供一种平等的待遇和不低于外国人的标准。
　　ＷＴＯ的文件是我国法律体系中最完整的对政府权力重新定位的法律文件,也是我国经济法律的最为基本的文件,是我国经济法的基本法,也为推动我国政府职能转换提供了一个法律的框架。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一次机会来推进我们的市场化改革。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ＷＴＯ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不完善的对政府的限制,还有许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不可能在ＷＴＯ这样一种国际经济法律文件中来进行规定的。这就需要我们的经济法来完善和发展,应该讲,对我国这样一个行政权传统很强大的国家而言,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个长期的工作,而且在我们的司法、立法领域的行政化倾向也一定程度上存在,这是我们的传统在起作用,也是我们在规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中会遇到的困难,但是这个问题又必须解决,否则,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就有可能夭折,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有可能停滞。
　　其实经济法对这个问题的阐释应该是在一个宪法的体系之下才会形成一个完整的解释的体系。但是由于我国经济的转轨性质,这种理论上的要求是不现实的。这一点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已经指出来了。经济法自身要求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和价值内涵。否则,法律的解释就会出现问题,依法行政和完善市场这两个改革的目标的实现也会有问题。由此可见,完善经济法的理论和经济法的规则,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制度的建设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构成一个含有ＷＴＯ内容的经济法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一方面既然我们作出了国际法上的承诺,那么,在国内法上有一个具体明确的规定是必然的,否则,国际条约的执行是有困难的。构建一个与我们的国际承诺相一致的经济法体系的工作是艰巨的。二是如何应对ＷＴＯ所带来的挑战,如何利用ＷＴＯ所带来的法律权利,如何在ＷＴＯ所给我国的宽限期内尽快地完善我们的市场,使期限过后的开放不至于带来大的冲击,这是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其中的中心问题是我们如何有效地利用政府资源。应对ＷＴＯ所带来的冲击的前提是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得我国的经济竞争实体在没有政府的保护下能不断地经受国际经济的考验,并利用国际经济的广大市场来壮大自己。经济法若是实现这一目标,便是法律对现实的最大贡献。加入ＷＴ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善和发展经济法的契机,也使经济法的发展面临一个繁荣的新阶段。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论《产品质量法》第11条在限制地区垄断中的作用

孙鹏程 （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法专业2001级硕士研究生）


【摘 要】我国新修订的《产品质量法》第11条对地区垄断进行了规制，其规制的范围包括传统的行政垄断的大部，但又不以行政垄断为限，因而其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即有其联系又存在较大的区别，但在《产法》中不存在与之对应的罚则对其作用的发挥形成了较大的制肘，解决这一问题至关重要。
【关键词】竞争／行政垄断／地区垄断／罚则
通常认为，产品质量法主要是由产品质量监督制度与产品质量责任制度两部分组成。在国外立法中，产品质量问题主要通过产品责任制度的构造来予以解决的。产品责任制度的构造被纳入到传统的民法体系之中，从最初的合同责任到后来的侵权责任，从最初的过错责任到严格责任，无不是通过民事法律关系的视角来审视产品质量问题的解决。而我国产品质量法的一个特色是：将企业内部产品生产的组织制度，政府监督部门对产品供应者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制度，社会中介机构对产品质量的审查和推介制度也纳入到产品质量法的体系当中，形成一种“全面的产品质量管理立法”的立法体例。
我国的产品质量法在经过2000年的修订之后，其体系更趋全面和完善。即以一种更先进的立法思想来审视产品质量问题，这表现在产品质量法不仅完善了产品责任制度，对产品责任类型做出了尽可能的细化区分，区别了产品瑕疵与产品缺陷不同的归责原则、产品生产者与销售者不同的归责条件和顺序、产品消费者与间接消费者不同的求偿基础等。还运用了大量的条文对产品质量问题的事前预防和监督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单从条文数量来看，笔者认为我国产品质量法的立法重心在于预防和监督而不在于事后的救济，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如果以一种竞争法的眼光来审视我国这部新修订的产品质量法，我们会发现，这部法中的一些条文中充满了竞争法思想，它们将在我国公平市场体系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本文将就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产品质量法》第11条在限制地区垄断中的作用作一分析。
一． 《产品质量法》第11条的含义和作用
产品质量法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排斥非本地区或者非本系统企业生产的质量合格产品进入本系统,本地区.”
按照这一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不得采用任何手段对合格产品搞地区封锁，包括不得以检验标准、检验方式不同为由要求重复检验；不得违法设置准入证、准销证；不得违法要求事前特许及办理其他审批手续，或采取互认等办法限制异地或不同系统的合格产品在本地区、本系统生产、销售等。①为了准确理解该条文的内涵，我们应从如下两点重点把握：
1．地区垄断和行政垄断
地区垄断是我国的行政垄断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垄断形式。学界一般认为地区垄断行为是指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通过行政权力建立市场壁垒的行为。②地区垄断主要表现为在同等条件下，地方政府或其职能部门为了本地区的利益，针对在本地销售的外地产品，采用制定地方法规、规章、质量标准，乃至仅仅采用命令、通知、决定的方式，以质量检验、核发销售证照、收费等名义， 加重外地产品流通成本，即通过差别待遇限制外事产品流入本地市场，禁止本地资源流出，实施行政垄断。
由于地区垄断通常是因为地方政府为了维护本地区利益而实施的，所以一般依其实施垄断行为的主体特征将其归为行政垄断。但行政垄断并不能涵盖地区垄断的全部特征，因为在有些情况下，实施地区市场封锁，限制产品竞争的可能是地方政府或其职能部门之外的主体。如地方的行业协会、中介机构、行政性公司、地方产品生产者，乃至个人都有可能、并有利益驱动实施地区垄断行为。而行政垄断也不仅仅表现为地区封锁，也还包括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实施的行业封锁。所以，地区垄断与行政垄断是相互独立，但外延又相互交叉的两个范畴。那么《产品质量法》第11条的所规制的对象使地区垄断还是行政垄断呢？我们就需要对条文中规制的主体“任何单位和个人”的范畴给与分析。
2．如何理解“任何单位和个人”
正是第11条中将其规制的主体范围限定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才使得《产品质量法》的这一条文不至于成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的简单重复，而有其独立的地位和意义。这一概括性的义务主体规定，使得前述的有如地方的行业协会、中介机构、行政性公司、地方产品生产者，乃至个人都被纳入到消除地区垄断的对象当中。学理上，我们把这些主体实施的垄断行为统称为行政性垄断，以表明其既具有行政垄断的行为特征，但又并非是标准意义上的行政主体所为的特性。所以地区垄断主要表现为行政垄断，但又不限于行政垄断，即还应包含一部分行政性垄断行为。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针对表现为行政垄断的地区垄断做出了明确具体的限定和规制，《产品质量法》第11条对表现为行政性垄断的地区垄断规制的颁布实施，就使得我国法律体系中对地区垄断的规制得以周延。
3．质量合格产品
该条文处于产品质量法的立法体系中，自然对产品质量的问题给与一定的关注，这种关注就体现为法条对保护客体作了一种限定，即要求被本法保证流通的商品应该是“质量合格产品”。但对“质量合格产品”的内涵和外延在本法中都没有给与规定，这也就为规避此条款留下一个法律漏洞。
按照我国《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来看，我国对产品质量推行以企业内部生产控制为主，以企业质量体系认证和产品质量认证制度为主的认证制度为辅，并辅之以各级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的监督抽查，形成一种对产品质量的控制体系。但是产品质量控制中所采取的标准，只有部分是强制性标准，要求“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工业产品，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③对其他产品，标准不一，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乃至国际标准，判定产品合格与否，标准的选定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产品是否合格也就并非是确定不移的一项事实了。而且对产品抽查，《产品质量法》仅规定了“国家监督抽查的产品，地方不得另行重复抽查；上级监督抽查的产品，下级不得另行重复抽查。”④并没有明确限制一地方抽查过，另一地方不得重复抽查，这也为限制产品流通留有空间。
二． 本条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的比较分析
由于《产品质量法》第11条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针对地区垄断的不同形式给与规制，所以对这两个条文进行比较，分辨其异同，对准确理解和应用这两个条文，规制地区垄断，实有其作用和必要。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它与《产品质量法》第11条的区别在于：
1. 适用主体范围不同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的立法目的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针对行政垄断规定的。所以该条规制的主体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产品质量法》第11条规制的主体是“任何单位和个人”。笔者认为，要准确理解“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外延，应当把本条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结合起来，按照整体性解释的方法予以理解。为了避免上述两个条文重复规定、重叠适用，笔者认为，产品质量法中所指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应指除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之外的一切主体和个人，包括地方的行业协会、中介机构、行政性公司、地方产品生产者，乃至个人。
2. 限制的行政垄断行为的内容不同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规制的行政垄断的行为有：强制经营行为、干涉企业正常经营行为和地区垄断行为。而《产品质量法》第11条仅规定了地区垄断行为。由于根据法谚“法律所保护的均为最容易被侵害的权利”，因而这两个条文规制的垄断行为上的差别，是由此两个条文规制的主体的特征决定的，也是符合我国行政垄断的现状的。表明国家对行政主体的限制更为全面和刚性。
3. 保护客体不同
《产品质量法》第11条强调客体需为“质量合格产品”，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仅规定了不得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如前所述，由于对认证产品是否质量合格上，为限制产品流通留有一定空间，是一种法律漏洞，在对竞争秩序和产品流转的保护上反不正当竞争法采用“商品”这种概括性的规定也就显得更为有力。
4. 罚则不同
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的规定，法律责任的形式有：①纠正行政行为。根据该法第30条的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违反第7条规定的，应由其上级部门责令改正。②行政处分，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法定的行政垄断行为情节严重的，由同级或上级行政机关给与行政处分。③行政处罚，被指定的经营者借此销售质次价高的商品或者滥收费用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对于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的规定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认识不一。如有的学者在分析《反不正当竞争法》局限性是认为“该法第30条又规定，违反本法第7条规定的，‘由上级机关责令其改正’或‘给与行政处分’以及‘没收违法所得’或‘罚款’。......法律所规定的责任，其形式均为行政责任，为规定相关的司法救济措施，依法理则有一定的缺陷。”⑤表明在其理解中，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的规定并无民事责任的救济方式。但是有学者认为“该法第20条所规定的民事责任并未排除对行政垄断的适用，该条本身就是适用于所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将行政垄断行为排除于该法第20条的适用之外，从而行政垄断行为同样可以构成民事违法行为。因此，行政垄断行为同样具有行政违法和民事违法行为的二重性。”⑥笔者认为，从实然的角度来分析，违反第7条的规定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因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第一款规定的“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赔偿计算方法。那么作为被侵害的经营者民事请求权基础的第二款规定，针对的也应是违反本法的“经营者”。显然第7条规定的“国家机关及其所属部门”不属于经营者的范围。那么针对第7条的民事赔偿请求也就无从谈起了。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对被侵害的企业给与经济赔偿理所当然，但应当将其纳入到国家赔偿的范畴当中，而区别于一般的民事赔偿。就目前而言，针对行政垄断请求经济赔偿，并没有可操作的法规基础。
违反《产品质量法》第11条的规定，在该法当中并没有相关罚则的规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第11条可以被看作是法律对外地产品不受当地封锁、歧视的一种授权性规定。那么根据“无救济，无权利。”的法理，此条文形同虚设。但笔者认为，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无法适用的该法第20条民事赔偿规定，恰可作为《产品质量法》第11条罚则理解适用，此点笔者将在下文给与论证。
三． 适用第11条中障碍──罚则问题
如前述，《产品质量法》第11条的规定，将在我国反地区垄断的执法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在《产品质量法》法条当中并没有规定违反该条的责任条款，这成为了适用该条的重大障碍。笔者认为，如没有相应的罚则，既使是法条措词中给与明令禁止，也于事无补，此条文仍将形同虚设、流于形式。所以，适用第11条，发挥其在反地区垄断中的重要作用，首要解决的就是违反该条规定的罚则问题。
笔者认为，充分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这一法律资源，将对适用第11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即，将法律规定作为一个有机完整的体系来解释，将《产品质量法》第11条作为竞争法的一个特别条款，准予其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民事请求权基础的规定，以此来保障第11条所规定的公平经营权的实现，达到限制表现为行政性垄断的地区垄断行为的作用。但为达到这一适用的目的，应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1．特别条款与一般法的关系。
按照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在特别法和一般法都有规定时，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予以适用；在特别法没有规定而一般法有规定时，应由一般法补充特别法予以适用。虽然在《产品质量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不存在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但笔者认为，由于《产品质量法》第11条是一条竞争法特别条款⑦，而且如本文前述，《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以竞争法的基本法典的形式存在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的。所以在第11条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存在着特别条款与一般法的关系，那么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来补充第11条在《产品质量法》中无相应罚则的法律适用方式，是符合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的。
2．第20条中“经营者”的范畴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第二款规定，“被侵害的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可以向人们法院提起诉讼。”结合第一款的规定，适用第20条的法律要件是：①请求权主体是“被侵害的经营者”②侵权者应为“经营者”③经营者应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④这一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对“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实际损害。根据这一要件，第11条规制的主体是否属于第20条中规定的“经营者”的范畴，成为违反第11条规定能否适用第20条的关键问题。
基于已有的论述，按照整体解释的方法，《产品质量法》第11条规定的“任何单位和个人” 应指除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之外的一切主体和个人，包括地方的行业协会、中介机构、行政性公司、地方产品生产者，乃至个人。可见，第11条规制的主体并不能全部包含在“经营者”的范畴之内，只有行政性公司、地方产品生产者和个人负和经营者主体条件时，其限制竞争的地区垄断行为才能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规制。所以，要想根本的解决问题还是需要通过立法修改，或者通过新的立法，如我国正在积极制定的反垄断法，靠解释来变通适用法律仅是权宜之计，终归无法全面系统的解决问题。
四． 小结
本文对《产品质量法》第11条作了竞争法的解释，这种论证和解释，探索性要比实用性更浓重一些。当然，本文并没有涵盖产品质量法当中的所有的具有竞争法色彩的条文，如关于禁止伪造或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禁止伪造产地或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规定，以及对禁止虚假宣传，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的规定。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已有较为完备的论述，另外，就产品推荐和产品认证中的反限制竞争问题还需另外撰文仔细分析，本文不再熬述。由上分析可以看出，准确理解适用《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对建立和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增加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率，增进社会整体福利，都有其意义。
The function of the article 11 of the quality of product law to restrict the district monopoly
Sun Pengche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Abstract】Distinct monopoly is regulated by the article 11 of the quality of product law in new revision. The range of the new revised regulation includes the most parts of the traditional administrate monopoly， therefore， which has certain relation with the article 7 of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and simultaneously which make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ne. However， the corresponding punishment doesn't exist， which becomes the obstacles of its influence. Consequently， it is vital to solve this problem.
【Key Words】compete /administrate monopoly /district monopoly / punishment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