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发行Ｂ股的企业在分红派息时如何确认利润分配标准的函

1994年1月6日，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我会上市公司部于1993年12月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来函，询问发行Ｂ股的企业在分红派息时，是否可以仿照发行Ｈ股的企业以境内、外会计师审计过的两个报表中利润数较低的为利润分配标准。
证监会就此问题与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进行了磋商。现答复如下：
根据有关规定，发行Ｈ股的企业，在分红派息时，以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过的向境内、外投资人分别提供的两张利润表中利润数较低的作为利润分配标准，Ｂ股上市公司也应照此办理。


合同解除权探析

栾桂平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买卖纠纷也急速的增加，合同在这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合同得不到正常履行在所难免，我国法律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当事人提前终止合同关系，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我国合同法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设定了种种限制，如适用范围的限制、程序的限制等，这些限制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少了滥用解除权现象的发生。但是在实践中，由于理解和认识不尽一致，有时对合同解除条件的掌握过于严格，使合同解除权制度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下面就对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几个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解除权的分类
　　合同的解除权分三种。第一种为协议解除，当事人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即可解除合同，这是合同自由原则的体现。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第二种为约定解除，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一方行使解除权的条件，待条件成就时单方解除合同。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三种解除权称为“法定解除权”或“单方解除权”，是指在符合法定条件时，当事人一方有权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法定解除又可分为法定事由解除和法定任意解除，法定事由解除必须有法定的事由出现，一方或双方才能享有解除权，如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而法定任意解除是指对于特定的合同，无须法定事由，一方或双方即有解除权，如合同法第410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
　　二、法定解除权行使的主体
　　我国《合同法》第9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
　　（2）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
　　（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
　　（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
　　（5）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据此，多数人认为，合同的解除权行使主体，除因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的因素导致合同无效外，只能是受害方享有该权利，违约方不得行使。笔者认为，在上述法条列举的第一种情况下，应认定当事人均得享有解除权，其中任何一方均得以通知对方的方式行使，但在第二至第四种情况下，解除权是否只能由守约方单方享有值得研究。多数人从诚实信用角度考虑，认为不应当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否则会助长擅自毁约的风气，对市场秩序极为不利。但笔者认为，除了交易安全和秩序，还要兼顾成本和效率，以实际效果来考证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性，在特定情况下，违约方也可享有合同解除权。
　　我国将继续履行放在违约救济形式的第一位，继续履行成为违约救济形式的第一位，继续履行成为违约救济的首要措施。提倡实际履行采取补救措施，借助国家强制力让当事人一方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无疑有助于合同目的正常实现。但是，继续履行这种救济方法的适用是有局限性的，因为相当大部分合同不适用继续履行，如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债务的标的物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继续履行的非金钱债务，等等。上述合同法定解除的情形，要么是违约方拒不履行，要么是违约行为已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如果此时违约方主张解除合同，表明其已无意再履行合同，若是坚持合同解除权只能由守约方行使，则合同不能解除，表面上制裁了违约，保护了守约方利益，但实际效果未必很好。如果违约方仍坚持不履行合同，守约方订立合同的目的最终也无法实现，不支持违约方行使合同解除权，不但起不到保护守约方的作用，反而扩大了守约方的损失，同时也使该合同长时间处于不健康状态，对整个市场秩序造成进一步的破坏。所以笔者认为，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第二至四种情形下，违约方和守约方都应享有合同解除权，只不过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应注意充分保护守约方的利益，违约方严格地承担违约责任。
　　三、解除权行使的认定
　　合同解除权人是否可以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或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目前理论上仍有争论，实践中做法也不一致，有的法院受理此类案件，有的法院援引《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对该条款的理解与适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和做法。一种观点认为，根据该法律条文的语义，解除合同是当事人以自行通知的方式进行，排除了裁判机关的参与；只有相对方可以提起解除合同异议之诉，合同解除权人不得诉请解除合同或诉请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解除权人可以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或起诉请求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这样能够使合同是否解除问题较快得以确认，特别是在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遇到阻碍的情况下，应当得到法律的救济；如果确认合同解除效力的权利仅由相对方行使，则可能因相对人不积极行使权利造成合同效力长时间处于不确定状态。由于两种相反裁判在实践中并存，并对当事人权益影响巨大，必须认真研究加以解决。
　　我国原经济合同法规定，一方违约则另一方有权要求解除或变更合同，但变更和解除协议达成之前原合同仍然有效。在违约方不同意解除合同或变更合同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仲裁和诉讼解决，而在仲裁和诉讼裁决之前，原合同仍有效。这样规定一方面使合同解除问题在程序上非常繁琐、过程非常漫长，另一方面，即使提起诉讼或者仲裁，往往守约方的履行时间也已过去，“裁决之前原合同有效”的规定使得守约方也会产生违约，这样对于保护守约方的权益和市场经济的交易安全十分不利。新合同法为维护市场交易安全、促进经济流通效率，克服了原经济合同法的弊病，将合同的法定解除权规定为形成权，权利人欲解除合同，履行法定程序（通知）即可，无须对方同意，也无须提请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合同解除行为的效力，可以方便快捷地消灭合同关系。当事人借助公权力行使合同解除权，对自身来说是极不经济的，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法制的倒退。
　　此外，从我国合同法第96条第一款的规定来看，应当得出公权力不得主动介入合同解除权的结论：首先，该条所使用的语言为“应当”，“应当”是强制性规定的用语，即解除权人欲解除合同，应当而且只能通过向对方发送通知的方式行使解除权，不能要求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解除。其次，该法律条款也为合同解除相对人规定了救济手段：“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由上可以看出，合同解除权是合同当事人享有的权利，法院或仲裁机构并不享有，是否要解除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立法者对于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解除合同持否定态度。这里还要说明的一点是，是否具备行使解除权的法定条件，当事人应当自己判断，而不是等待司法机关确认其具有解除权后才可以解除合同，如果合同一方认为自己具备解除权，尽可以通知的方式解除合同，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或向法院提起确认合同解除无效之诉，由仲裁机关或法院在事后审查解除行为的合法性。综上，法院或仲裁机构受理合同解除的案件，应是合同解除的对方有异议，与合同解除方产生争议而由合同解除的对方提起诉讼或仲裁请求的案件，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应受理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的案件，替当事人行使权利。在行使解除权遭遇阻碍的情况下，如相对人不签收合同解除通知，由当事人自行收集已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通知对方的证据，合同仍自通知到达对方之日起发生解除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