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情权和国家工作人员
隐私权之间的冲突


前 言
现代社会，权利与权利的冲突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隐私权与知情权作为基本的人权，二者在现代法治社会的冲突从未间断。国家工作人员作为自然人，其隐私权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另一方面，国家官员的某些个人生活已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那些可能影响到政治和公共利益的私人信息理应为公众所知悉。这就存在有公众知政权与国家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
一、由一个案例所引出
原告：严孝奎 被告：刘浩岩
1991年11月29日，甘肃省煤炭总公司在靖远矿务局供应处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座谈会，刘浩岩未经通知自行到会，除反映了其他问题外，还公开的说：“我们的局长严孝奎嫖风浪荡是矿区有名的。有个叫某某的女的，从化工厂调到地测处。严局长到她家带着招待所的厨子，拿着海参鱿鱼，这样做党风何在，廉政何在？等等。”对此原告便称：“1991年11月29日，刘浩岩未经组织指派，自行参加党风廉正座谈会，并借机给上级提意见之机,捏造事实，侮辱，诽谤原告.给矿物局造成恶劣影响，并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因此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刘浩岩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并承担诉讼费用。”
对本案研究旨在分清知情权和隐私权的关系，这对范畴在现代社会中非常常见，也经常发生冲突，对本案的研究可认清发生冲突的原因。可进一步解决冲突.知情权是对自己之外的信息进行了解的权利，保障权利人在一定的范围内对其信息空间进行介入，获取有关信息，从权利的主体角度来看，知情权具有外向性和开放性。隐私权是个人对有关自己私生活秘密进行控制的权利。在一定的界限内防止他人的侵入，并对非法侵入者进行制止或制裁。可见，从权利的主体角度来看隐私权具有自控性和保守性。这样如果知情权和隐私权的主体是同 一人时，则其既能对自己的秘密信息加以了解保有，又可以了解自身之外的信息.就可以达到信息的最大化，完满自己的精神利益。但是一旦知情的主体和隐私权的主体发生分离，则出现知情主体为了满足知情权，在对自己之外的信息空间介入的过程中，获取了他人不愿意公开的信息。此时，知情权人就可能侵犯了隐私权人的利益，就会产生知情权与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就如本案中的被告刘岩浩在对自己以外的信息加以了解外还对原告的秘密进行了了解，侵害了原告的隐私，引起了双方的矛盾,使冲突更加明显。
二、对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初步理解
笔者认为：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隐私权和知政权之间的冲突及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知情权的冲突。简而言之就是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和社会大众知政权之间的矛盾，下面笔者就从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权同公民知政之间的冲突权进行评析。首先我们应该明白和弄清知情权和隐私权的性质和内容，才能更准确找到权利两主体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根本原因，才能更准确的化解冲突，保护权利两主体各自的利益，有利于法院更及时的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和团结。
(一)知情权的性质和内容
有学者认为,知情权是一种公法上的权利，是一种政治和社会权利。也有学者认为知情权既有公法权利的属性，但是也有民事权利的属性。特别是对个人信息的知情权，是公民作为民事权利主体所必须享有的人格权的一部分。笔者认为知情权既有公法权利的属性，也有民事权利的属性。首先，在国外，知情权作为公法上的权利而存在的。例如美国的《情报自由法》和德国的基本法都规定任何人都有从一般情报来源获取情报而不受自由限制。这是知情权作为宪法上的权利。其次，知情权又是一种对社会信息的、个人信息了解的一种权利，属于民事权利的属性。我国公民享有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事务的知情权。从法律的调整范围而言，这属于宪法和行政法予以规定的内容。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知情权在法律上与信息公开制度相连，知情权的内容主要就是公民享有了解国家政务信息的权利，也是一种知悉政务的权利，范围比较狭窄。在我国法律没有明显规定知情权，根据笔者总结，知情权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1）知政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知道国家事务的权利。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依法向公民以及社会公开自己活动的义务。（2）社会知情权，是指公民有权知道社会所发生的，他所感兴趣的问题和情况，有权了解社会的发展和变化。（3）对个人信息的了解权是指公民对有关自己的各方面的情况的了解权，如自己的出生时间、地点、亲生父母等。（4）法人知情权，是指法人在不妨碍他人利益和社会的情况下，有权获得一切对它有用的信息。其中包括法人机构对其内部成员的有关情况知悉以及法人要求加入其组织的人主要情况的知悉。（5）法定的知情权，是指司法机关为侦查案件、审判案件收集证据而享有的了解案件有关情况的权利。司法机关行使国家赋予的特有的公共权力，在侦查和审判的过程中了解有关案情，则属于国家行政权力。司法权力的体现是权力而不是权利，所以不宜纳入知情权的范围。
（二）隐私权的性质和特征
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对其个人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其特征有：（1）隐私权的主体指的是公民即自然人。隐私权是公民个人的权利，并不包括法人，尤其是企业法人，企业法人的秘密实际上就是商业秘密。商业秘密不具有隐私所具有的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本质属性。如果让这些法人也享有隐私权，就有可能使他们在法律上找到根据，拒绝人民群众的监督、质询，不利于民主建设和廉正建设。（2）隐私的客体包括私人活动、个人信息和个人领域，私人活动是一切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活动。如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夫妻的两性生活、婚外恋和婚外性活动。个人信息也称个人情报资料、个人咨讯，包括所有的个人情况。比如身高、体重、财产情况、婚恋情况和住所。（3）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当隐私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以公共利益的要求进行调整。因此，隐私权所保护的范围应当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情报、资料。
只有准确的划分知情权与隐私权的界限，有利于减少两者之间的冲突。但笔者认为：不管将知情权和隐私权的界限如何细分，但两者之间的冲突还会不断发生。在当今社会，两者之间的冲突也欲演欲烈。这种冲突主要体现在国家工作人员的知情和人民大众的知政权，要正确的看待这种矛盾，并且从冲突的主体角度出发，对这种引起冲突的原因进行论述。
三、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和社会知政权之间的冲突
（一）两者之间的冲突的原因
要谈官员得知政权，就离不开公众得知政权。知政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知道国家活动，了解国家事务的权利。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依法向公民和社会公众公开自己活动的义务。知政权是知情权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利。根据知政权，作为社会主体的公众有权了解政府官员，尤其是政府高级官员的出生、年龄、学历、经历、道德、能力等情况。而政府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他们首先应是社会生活中道德的模范遵守者，对一般公民起表率作用。但一些行为背景不佳、或财产来历不明、品行不端的政府官员有希望借隐私权来隐瞒其身上的污点。这时候发，就会产生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笔者认为，公民知政权于国家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在表面上是权利之间的冲突，而在实质上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或者说，它表现为两种司法或民法主体的利益冲突，而在冲突的背后蕴含着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国家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
第一，从冲突的一方，即公众的知政权来看，这是一种根本的民主权利。所谓民主政治，简言之，就是同意的政治，治者的统治必须建立在被治者的同意之上。在公共论坛上形成的主流意愿应当是由多数公民基于正确的信息而形成的意愿汇集成的，民主政治意味着，一届政府或官员的命运应当最终决定于这种主流意愿。明智的同一是建立在信息充分基础之上的，只有足够的信息——不仅包括社会问题的信息，而且包括官员的行为、品质、发展历程等私人信息——才能保障做出准确、明智的判断。另外，虽然权力的合理性在于它来源于公众的授权，国家权力是为公众服务的，但是国家权力一旦形成和被掌握之后，就很可能异化为民众利益的对立物。因此国家权力和行使权力的国家官员需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和制约，否则受损的职能使公众的利益。而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前提是要了解官员的个人信息，权利的形势和运作等基本情况。这是公众知政权的主要内容。公众知政权是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中最基础的权利。
第二，从冲突的另一方，即国家官员的隐私权来看。国家官员的角色具有双重性。在一些情况下，国家官员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以政府机构的名义行使或活动，他的行为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行为。但是在其它一些情况下，国家官员以自己名义行为的，这些行为是对其作为一般公民所享有的自身权利的行使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公共权力的行使行为和自身权利的行使行为是基本上可以划分开来的。从利益的角度而言，官员的行为可以分为公益行为和私益行为，公共权利的行使所维护和促进的是公共利益，自身权利的行使所维护和促进的是私人利益。但这两种行为是相互联系的，官员的公益行为也可以促进私人利益的实现，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官员由于担任公职，从事公益行为而能够获得薪金。国家官员隐私权的复杂性就在于，他们的隐私既存在于其公权利的行使过程中，又存在于自身权利的行使中。
问题比较明显的是，国家官员以官员的身份行事时，他是国家公权力的化身。在这些行为当中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包括合法的与非法的，正面的与反面的，不管官员本人是否愿意将其披露出去，都应该可以被公众所知悉。官员的这些与共权力行使直接向联系的隐私，已经彻底变性，本质上已经不是民法所要保护的隐私了。因此，尽管表面上还表现为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但这种冲突的本质可以恰当的理解为公民的民主权力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
问题不甚明显的是，对官员的与其公共权力没有直接关系的私人领域中的隐私予以披露所引起的公民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能否被看作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例如，披露官员在某次私人交往中贪图便宜、在家庭和婚姻关系上有过不诚实行为。对这些隐私的披露所引起的纠纷是否可以看作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关键在于这些行为是否与被披露者的公职的适应性有着直接或较为密切的联系。可以认为，体现在公共权力行使行为中的品质和体现在自身权利行使行为中的品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一个人如果在私人事务方面处理他人钱财是不够诚实，这一事实对于决定它是否具备掌握公共财政的适应性显然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在私生活方面贪财而自私的人同样可能在公共行为中体现这种个性；在两性关系上不检点的人可能无法全心身的投入公共事务，而且有可能动用公共权力来为他的放纵生活创造条件或用公共财政来支付这方面的费用。所以，一个官员的私人品性和信息经常具有公共意义，其私人领域中的信息所反映出来的私人品德可能影响公共权利的行使。
（二）国家工作人员隐私的范围
国家机关是组织体，其没有隐私权自然也就没有知情权和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国家工作人员作为自然人，应当享有隐私，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国家工作人员又与一般的社会公众不同，因为他们富有管理国家事务的职责，必须具有良好的品行、杰出的才干、健康的身体，才能合乎职责的要求。为了对国家工作人员加以合理的选拔，也为了使国家事务得到更合理的管理，人民必须对国家工作人员这些私人信息得以了解，以监督国家工作人员与政务有关的活动，并行使选举与罢免权。那么我们应该仔细的划分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范围。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国家工作人员与普通公民的区别。对于一般社会公众而言，自己的出生、家庭状况、学历、健康状况、财产状况等均是个人信息，而且在一般的情况下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都是个人隐私。但对国家工作人员而言，他们对于国家公共事务有管理等特别的责任。这些个人情况已经成为其是否能恰当履行职责的注释，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人信息，而且与公共利益或国家活动有关。例如在国外有阳光法，即要求政府官员公布自己财产情况的法律，而其他个人的财产秘密信息却受到法律的保护，不能随意公开。政府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是政治国家的“政治动物”其最高利益是为‘公’服务，不能为‘私’去奋斗，这是市民社会与一般成员的本质区别。正如恩格斯在与彼得•拉普罗夫论战中精辟指出的：“个人隐私应受到法律保护，但跟人隐私甚至阴私与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隐私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再受意思的保护，它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因此，政府官员的许多隐私摆脱了个人的影子，成为国家政治生活和公共利益的必要组成部分，必须为社会公众所了解，成为知政权的客体，可以说，官员的级别越高，其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联系就越紧密，官员的隐私范围就越小，即所谓的人们常说的“官员无隐私”。
第二、民主法制社会的一般要求，在任何以往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没有民主和法制的社会，奴隶和农奴都没有了解奴隶主和封建主活动的权利，但无论是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建立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念之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以建立民主法制国家为目标。例如我国在近几年前，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提出要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而民主是我国一直追求的价值目标。又如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则标榜是自由民主的国家。所谓民主，就是国家事务不是由少数几个人进行决断，而是一般社会公众能介入进去，并由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表共同决策。所谓法制，就是要求依法办事，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应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活动，而不能随意逾越人民的意志。人民在国家中处于核心地位，他们有权对国家机关以及国家工作人员的活动进行监督。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能尽职尽责，能廉洁奉公，要求国家机关的政务公开化，增加透明性，这就是民主法制的基本要求。不难看出，了解国家工作人员的有关信息，是人民进行监督的首要前提，这也是知情权在民主法制中的重要意义所在。我国近几年来，在对一定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任命时，首先进行“公示”，即将学历、健康情况、任职经历、廉洁情况等信息，通过新闻传媒或其他途径向社会公众进行公布，以便民众提出意见，如在指定期限内，有人认为该国家工作人员所欲任命的职务，并提出确切的证据，则该官员就有可能不被任命。显然这种做法可以满足人民知情权的要求，也是人民参与国家工作人员的任命、监督国家机关活动的途径。而对于普通的社会公众，就没有民主法制的社会要求，其自己的个人信息不用公开，也不用公示，属于私人秘密，这就是普通公众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区别所在。从这点看，普通公众的个人秘密信息多于国家工作人员。
第三、国家工作人员的利益获得，虽然国家工作人员的最高价值目标在于为“公”而奉献，并因此而失去了很多的利益（如隐私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其他方面有很大的利益获得。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的普遍尊重。（2）理想和抱负的实现。（3）成就感。（4）物质待遇优厚。因此虽然国家工作人员在隐私权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其在其他方面获得较大的利益，足以达成利益平衡，对其而言仍不失公平。
综合考虑以上三个因素可以看出，只要国家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与国家政治生活以及社会公共利益有关就不能赋予其隐私权，而应成为知政权的对象。具体来说，对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知情包括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未经其本人事先同意，可以公开其年龄、学历、履历等个人基本情况。对于一般公民而言，这些个人信息如果他不愿以公开，则应作为隐私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对于国家官员来说，这些信息的公开使公众了解官员，进而判断其是否适合所任公职的前提，它是公众知政权所要求的最基本的内容。第二，国家官员个人道德操守方面的隐私可以公开。这一点很重要。一个在生活中道德品质不高尚的人，很难让公众相信其适合担任某项公职。第三，对国家官员的财产状况、经济收入及其来源可以公开。官员的财产状况往往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而且对官员财产的公开有利于防止官员腐败行为的发生，有利于获取公众的信任。官员可以取得高收入，但必须进行财产的登记和申报，并说明其财产的合法来源。第四，国家官员在公共场所和公务活动中，无条件的接受公众和新闻界的监督。这些情况下，官员的行为不仅仅是其个人事务，更多意义上甚至包括官员本身都是属于社会公众的。这些行为理应有充分的透明度，随时让社会公众能知悉相关的真实情况。
（三）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的保护
本文一再提到，虽然基于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的需要以及官员所处国家公职的特殊性，应对官员隐私权以必要的限制，但并不能绝对化的理解为对国家官员隐私权的彻底剥夺。相反，国家官员的部分隐私权仍应与其它公民同样的受到法律的保护。这部分隐私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并不涉及公共利益，与官员所任职务或执行的公务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完全属于纯粹的个人事务，其隐私的本质没有因官员的身份而发生变化。同时，对于不同等级和类型的官员来说，他们的隐私所受法律保护的范围也是不同的，总的来说，职位越低，其个人私事和公共利益发生联系的程度就越低，其受保护的隐私的范围也就越大。概括起来，国家官员的下列隐私应与其他公民一样，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
第一，国家官员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和侵扰。官员的住宅属于其私人领域，他有权享有私生活的安宁。对于官员的住宅，没有根据法律的规定，是不能强行侵入和随意侵扰的。这不仅是官员本人应享有的权利，而且是他与其家庭成员所共同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
第二，国家官员的私生活不受监听和监视。任何没有法律依据的监视监听行为都是非法的，无论其对象是什么人，官员当然也不例外。官员在公开场合或在从事公务活动的过程中，出涉及国家机密的情形外，是应被公众所知悉的，但对于其私生活则不应监视或监听。
第三，国家官员享有通信秘密与自由。通信秘密和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自然人隐私权中的重要内容。官员的通信只要不涉及腐败、道德和政治丑闻，则应获得法律的保护。
第四，夫妻两性生活不受他人的干扰和调查。夫妻性生活是完全属于私人领域的范畴，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应受他人的干扰和调查。
第五，其它与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事务仍受法律保护。
从文首的案例可以看出，严孝奎作为矿务局长，其个人信息是受到限制的．这种限制就来源于普通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在严孝奎的生活作风问题是事实的前提下，刘浩岩知悉这个事实，并在抽查党风廉正建设座谈会的这个场合下告知其他与会的人员，是行使其知情权的体现，也是满足其他人员知情的需要，而且，严孝奎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其生活作风足以反映其个人的品质和道德水准，也足以说明严孝奎是否称职，这已经是严孝奎的个人隐私，而成为知情权的对象。因此，在严孝奎的生活作风问题是事实的前提下，刘浩岩反映其生活作风的言行没有侵害严孝奎的隐私权。当然要是严孝奎的社会作风问题不是事实，但刘浩岩是基于宪法规定的公民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在特定的范围内反映其生活作风问题，目的是正当的，也不侵害严孝奎的名誉权。换个角度来说，严孝奎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刘浩岩在掌握证据的情况下，就不能对严孝奎的事实进行揭发。虽然我国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报案的自由，但也必须在掌握一定证据足以证明有违法犯罪的事实，否则就可能对别人的人身名誉权进行侵害，将得到法律的制裁。本案中，刘浩岩对严孝奎的事实进行揭发，并不侵犯严的名誉权，足以体现了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
四、隐私权与知情权之间冲突的协调
我国学者提出，在处理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关系上，应遵循三个原则：
（一）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原则。个人隐私原则上受法律保护，但如果涉及社会政治利益及公共利益，则要区别情况加以对待。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原则并不是对官员隐私权的剥夺或限制，而是为了保障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牺牲个人某些隐私权。为严格保护私权空间，公权介入私权空间前，应当履行比较严格的手续
（二）权利协调原则。在隐私权与知情权发生一般冲突时，应进行某种适当的协调，而通过在较小的范围内公开隐私，以满足知情权的需要。遵循这一原则，对某些现象需要诉诸社会，但如果不是十分必要则不宜公开具体当事人及其依据，如果公开必须公开的当事人，也不要牵涉或影射与此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其他人。
（三）人格尊严原则。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揭露，涉及某些人的隐私时，不得以伤害其人格尊严为目的。完全私下的、与案件并不发生直接联系的个人私生活则不应受到侵扰。低级、下流的公众兴趣是不应该得到满足的，传媒不应靠宣传高官的隐私来取悦公众，以提高媒体的发行量或收视率。对于公众人物的与社会不发生直接联系的个人信息、私人领域和家庭生活，除非本人同意，媒体不得随意公之于世。否则，就可能构成对其隐私及尊严的侵犯。
依照上述原则，笔者认为实践中应如此解决解决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权和社会公民知情权冲突:当公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知情权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自身的隐私权发生冲突时，应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隐私权进行适当的限制。政府官员应当是社会的表率,就一般社会公众而言属个人隐私的内容,诸如：年龄、学历、经历、健康状况、财产来源等,对于政府官员而言,这些个人情况是他们能否恰当履行职责的必要条件。人们有理由认为,一个道德败坏或精神有缺陷的官员,是难以代表公众,为公众谋福利的。对政府官员隐私权限制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在此,公共利益的价值高于政府官员部分隐私利益的价值。正如美国一位法官所指出的，“公职候选人私生活状况对选民公开，乃为公共利益所必需，在此情况下，隐私权并不存在。献身公共事业，其私人生活就无法与其所从事之事业完全分开者，则该权利亦不存在”。而对歌星、影星等各种公众人物，这位法官认为，“一个人一旦成为公众人物，便永远为公众人物”，其隐私权始终受到知情权的限制。此话有些绝对，但在理解政府官员及政府官员候选人的隐私权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思路，限制政府官员、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标准一个是公共利益，一个是公众的合理兴趣。在现实生活中，实行政府官员任前公示制度和财产申报制度，实际上就是为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而对政府官员隐私权的一种限制。
参考文献：［１］案件来源 《中国审判案例要览 民事审判案卷（1996年）》 中国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２］ 王利明主编《人格权法新论》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３］张宝新主编《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群众出版社1997年出版
［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 第591页
［５］ 郭卫华主编《人身权法》 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第1次版
山西省忻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忻政办发[2007]97号

忻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忻州市粮食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委、局、办，各有关单位：
《忻州市粮食应急预案》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OO七年五月十七日





忻州市粮食应急预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编制的目的和依据
为了有效监测和控制各类突发公共事件或者其他原因引起的全市粮食市场异常波动，确保粮食市场供应，保持粮食市场价格基本稳定，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山西省粮食应急预案》，制定本预案。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全市行政区域内突然发生或可以预见的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在粮食应急状态下，对原粮及成品粮（含食用油、下同）采购、调拨、加工、运输、供应和进出口等方面的应对工作。本预案所称粮食应急状态，是指因各类突发公共事件或者其他原因，引起粮食供求关系突变，在较大地域范围内出现群众大量集中抢购、粮食脱销断档、价格大幅度上涨等粮食市场波动的状况。
第三条 粮食应急工作原则
一、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本预案在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施。当出现区域性粮食紧急情况时，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切实承担起责任，采取应急措施稳定市场和社会稳定；同时，必须立即报告市政府。各县（市、区）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要协调行动，局部服从整体，一般工作服从应急工作。
二、反应及时、处置果断。出现粮食应急状态要立即做出反应，及时向当地政府报告有关情况，并按本预案明确的职责，迅速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确保应急处置快速果断，取得实效。
三、科学监测，预防为主。要提高防范突发公共事件的意识，加强对粮食市场的跟踪监测，出现前兆及时预报，提前做好应对准备，防患于未然。
第四条 等级划分
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按照省、市两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粮食生产和流通全面负责的原则，我省的粮食应急级次分为国家级（Ⅰ级）、省级（Ⅱ级）和市级（Ⅲ级）共三级。本预案为市级（Ⅲ级），本预案规定的粮食应急状态分为：
一、紧张状态。全市有两个以上县级行政区域出现粮食价格异常波动，市场粮食供应较为紧张，群众争购粮食并出现情绪不稳定。
二、紧急状态。紧张状态持续10天或粮食价格持续出现异常波动，市场粮食供应紧张，群众抢购粮食并出现恐慌。
三、特急状态。紧急状态持续15天或粮食价格仍在持续上涨。市场粮食供应极度紧张，群众十分恐慌，抢购现象严重，部分行政区域出现粮食脱销。

第二章 应急机构和职责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成立忻州市粮食应急工作指挥部（以下简称市指挥部），负责全市粮食应急工作。
市指挥部由市人民政府分管领导任总指挥，成员由市发展改革委、经委、粮食局、宣传部、财政局、民政局、农业局、公安局、交通局、卫生局、商务局、物价局、工商局、质监局、统计局、农业发展银行忻州市分行有关负责人组成。
第六条 指挥部职责
一、根据粮食市场形势，判断粮食紧急状态，决定实施或终止应急行动，并报告市人民政府。
二、对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粮食应急工作进行督查和指导。
三、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及市有关部门通报事态变化情况，并向社会公布。向省政府报告事态变化情况。
四、根据需要，向省政府或兄弟市，以及当地驻军和武警部队请求支援和帮助。
五、完成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七条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粮食局，办公室主任由粮食局局长兼任。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一、掌握全市粮食市场动态，向指挥部提出应急行动建议。
二、按照市指挥部指示，联系指挥部成员单位开展应急工作。
三、综合有关情况，草拟有关文件和简报。
四、向市人民政府提出对实施本预案单位和个人的奖惩意见。
五、协同有关部门核定实施本预案应急行动的各项费用开支。
六、完成市指挥部和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八条 市粮食应急工作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一、市发展改革委、市粮食局、市商务局按照各自职能分工、负责粮食市场应急工作，完善应急商品投放网络建设，组织协调应急粮食调入、进口工作。
二、市粮食局负责应急工作的综合协调，做好粮食市场调控和供应工作，完善市级储备粮的管理和动用机制，及时提出动用市级储备粮的建议，并负责动用计划的执行；会同物价等有关部门对粮情监测预测，收集掌握全市及省内外有关粮食供求信息，分析预测市场行情，并及时向市指挥部和市人民政府提出预警意见；负责组织实施应急粮食采购、加工、调运和销售。负责对粮食经营者在应急工作中，应承担的相应义务，执行的相关规定进行监督检查。
三、市物价局负责粮食市场价格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必要时依法实施价格干预。
四、市民政局负责及时通报灾情，确定救济对象，组织应急救济物资发放工作。
五、市公安局负责维护粮食供应场所的治安秩序，配合有关部门积极预防、妥善处置因粮食供应紧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和社会骚乱。
六、市财政局负责安排、审核实施本预案所需经费，专款专用，并及时足额到位。
七、市交通局负责做好运力调度，优先保障粮食加工和调运的需要。
八、市工商局负责加强对粮食市场以及流通环节粮油食品安全的监管，依法打击囤积居奇、欺行霸市、违法倒卖陈化粮等违法行为，维护市场秩序。
九、市质监局负责对粮食加工环节的监督，防止假冒伪劣、以次充好、掺杂使假、有毒有害粮油产品流入市场。
十、市农业局根据粮食生产及市场供求情况，负责采取有力措施，增加粮食产量，促进产需的基本平衡，防止生产大起大落。
十一、市农发行负责落实应急粮食进口采购、加工等所需贷款。
十二、市统计局负责统计监测与应急工作相关的粮食生产和消费。
十三、市委宣传部负责组织有关媒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统一发布相关新闻，正确引导粮食生产、供求和消费，缓解社会紧张心理，要加强网络管理和对有害信息的封堵、删除工作，正确引导舆论。
十四、其他有关部门在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做好相关配合工作。
第九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根据需要，结合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成立相应的应急工作机构，负责领导、组织和指挥本行政区域内粮食应急工作，建立完善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系统和粮食应急防范处理责任制，及时如实上报信息，安排必要的经费，保证粮食应急处理工作的正常进行。在本行政区域内出现粮食应急状态时，首先要启动县级粮食应急机制。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调控效果，或应急状态升级，由县级粮食应急工作机构提请市指挥部进行调控。市级粮食应急预案启动后，要按照市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完成各项应急任务。

第三章 预警监测

第十条 市场监测
市粮食局要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建立全市粮食监测预警系统，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做好有关信息采集、整理、分析、预测，及时报告粮食的生产、库存、流通、消费、价格、质量等信息，为制定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政策措施提供依据。充分利用现有的信息资源，做好市场监测的信息整合和信息的共享工作，并按照国家、省市有关部门的要求，及时报送市场监测情况，特别要加强对重大自然灾害和其他突发公共事件的跟踪监测，出现紧急情况随时报告。
第十一条 应急报告
市指挥部办公室建立市粮食市场异常波动应急报告制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各县（市、区）应当立即进行调查核实，并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一、发生洪水、地震以及其他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市场异常波动的。
二、发生重大传染性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中毒和职业中毒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发公众恐慌，造成粮食市场异常波动的。
三、其他引发粮食市场异常的情况。

第四章 应急响应

第十二条 应急响应程序
当出现粮食市场异常波动时，市指挥部办公室在接到有关县市粮食紧急情况报告后，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迅速掌握有关情况，进行研究分析，做出评估和判断，确认出现市级（Ⅲ级）粮食应急状态时，要按照本应急预案，立即做出应急反应，对应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采取措施稳定市场，并向省指挥部报告。
第十三条 市级（Ⅲ级）应急响应
一、市级（Ⅲ级）粮食应急状态时，市指挥部必须按照本预案，在接到有关信息报告后，立即向市人民政府上报有关情况（最迟不超过2个小时），请示启动本预案，并采取相应措施，对应急工作做出安排部署。市指挥部办公室必须24小时值班，及时纪录并反映有关情况。向市人民政府请示启动本预案时，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 动用市储备粮的品种、数量、质量、库存成本、销售价格。一次动用市储备粮数量在250万公斤以下的，经市人民政府授权，市指挥部可直接下达动用命令。
（二） 动用市储备粮的资金安排、补贴来源。
（三） 动用市储备粮的使用安排和运输保障，如实物调拨、加工供应、市场销售、低价供给或无偿发放，以及保障运输的具体措施等。
（四） 其他配套措施。
二、市人民政府批准启动本预案后，市指挥部立即进入应急工作状态，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应立即组织有关人员按照本单位的职责，迅速落实各项应急措施。
（一）市指挥部要随时掌握粮食应急状态发展情况，并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做好应急行动部署，及时向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通报情况。必要时，经市委宣传部同意，可及时、准确、客观、全面、统一发布相关新闻，正确引导粮食生产、供应和消费，缓解社会紧张心理。
（二）根据市指挥部的安排，市粮食局负责市储备粮动用计划的执行，落实粮食出库库点，及时拟定上报重点运输计划，会同有关部门合理安排运力，确保将粮食及时调拨到位，并将有关落实情况分别报送市指挥部成员单位。市储备粮实行送货制或取货制，调运费用由调入方负担。
（三）在粮食应急状态下，当市内可能出现粮食供不应求时，可由市人民政府报请省粮食局迅速协调从省内外调入、动用省级以上储备粮或组织进口。
（四）市指挥部依法统一紧急征用粮食经营者的粮食、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并给予合理补偿。有关单位及个人应当积极配合，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拒绝。必要时在重点县（市、区）对粮食实行统一发放、分配和定量销售，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
三、市级粮食应急工作机构接到市指挥部通知后，要立即组织有关人员按照职责迅速落实应急措施。
（一）进入市级应急状态后，要24小时监测本行政区域粮食市场动态，重大情况要在第一时间上报市指挥部办公室。
（二）市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及时采取应急措施，做好粮食调配、加工和供应工作，加强市场监管，维护粮食市场秩序。
（三）迅速执行市指挥部下达的各项指令。
第十四条 应急终止
粮食应急状态消除后，市级指挥部（机构）要向市人民政府提出终止实施市级（Ⅲ级）粮食应急预案的建议，经批准后，及时终止实施应急措施，恢复正常秩序。

第五章 应急保障

第十五条 市有关部门和县（市、区）人民政府要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山西省储备粮管理暂行规定》和省、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落实我市市、县两级粮食储备计划，完善市、县两级储备粮制度。并根据宏观调控的需要，保持必要的企业周转库存，在同级财政预算中及时足额落实粮食风险基金，确保在应急情况下政府掌握必要的调节物资和资金。
一、为应对粮食应急状态，要进一步优化市、县储备粮布局和品种结构，适当提高口粮品种的储备比例。
二、所有粮食经营企业都要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保持必要的粮食库存量，并承担《山西省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实施细则》（晋政发〔2004〕42号）所规定的最高库存量义务。
三、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粮食经营企业库存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企业库存帐实相符、帐帐相符、钱粮相符。
第十六条 各县（市、区）和有关部门要根据应急需要，建立健全粮食应急供应保障系统。
一、积极做好当地的粮食总量平衡和品种平衡计划，摸清城乡居民消费底数，制定粮油市场供应应急预案。
二、建立粮食应急加工系统。粮食部门应选择确定粮食定点应急加工企业，定点加工企业要做好有关应急准备工作，市、县两级相关部门要在资金、物资等方面对定点加工企业予以重点支持。如市内加工能力不能满足需求，可根据实际情况，报请省粮食局安排从市外调入面粉。为了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粮食部门能够发挥国有主渠道的宏观调控作用，要拿出一定数量的储备小麦，由定点加工企业储存。今后，随着市县两级储备规模的逐年增加，还要相应增加一定数量的成品粮储备，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载体，以备紧急使用。储存企业在市场供应正常的情况下，要确保库存面粉的及时轮换，不得出现质量下降和数量短少等问题。
三、建立粮食应急储运系统。各县（市、区）粮食局要积极与小麦主产区建立长期稳定的购销协作关系；在紧急情况下，由省市安排对口调拨。对有加工能力的县（市、区），可根据需求安排供应其他县。进入粮食应急状态后，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应急粮食要优先安排计划，优先运输，确保应急粮食运输畅通。
四、建立粮食应急销售网络。要根据驻军、城镇居民及城乡救济需要，健全和完善粮食应急销售或发放网络。市县两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选择认定一些信誉较好的国有或国有控股粮食零售网点和军供网点以及连锁超市、商场及其他粮食零售企业，委托其承担应急粮食供应任务。
每个县（市、区）要以城镇人口为基数，确定应急供应网点，每县至少要有一个。在市场销售正常的情况下，粮食部门要按照目前的合理布局进行销售；在销售量达到两倍时，要对三分之二的网点备足粮源；在销售量达到两倍以上时，要保证所有网点正常营业，必要时24小时营业，同时组织流动服务车进行流动供应。确需系统外销售网点供应时，粮食加工企业要为其网点提供货源，以方便群众购粮需求。
五、全市应急加工企业和供应网点确定后，有关部门要与应急指定加工和供应企业签订书面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并随时掌握这些企业的动态。应急加工和供应指定企业的名单，要逐级上报其主管部门备案。粮食应急预案启动后，指定的应急加工和供应企业必须服从统一安排和调度，保证应急粮食的重点加工和供应。
六、加强应急设施建设和维护。各级人民政府都要做出规划，增加投入，加强重点地区粮食加工、供应和储运等应急设施的建设、维护工作，确保应急工作的需要。
七、参与粮食应急工作的市、县有关部门，要向市指挥部办公室提供准确有效的通信联络方式，保证通信畅通。
八、市指挥部和各县人民政府要组织有关人员对本应急预案的学习和培训，并结合日常工作进行演练，尽快形成一支既熟悉日常业务管理，又能应对各种突发公共事件的训练有素的专业化队伍，保障各项应急措施的贯彻落实。

第六章 后期处置

第十七条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及时对应急处理的效果进行评估、总结，对实施应急预案中发现的问题，研究提出改进措施，进一步完善粮食应急预案。
第十八条 根据应急状态下对粮食的需要和动用等情况，在半年内，按原计划规模，及时采取促进粮食生产、加强粮食收购或适当进口等措施，补充各级储备粮和商品粮库存，恢复应对粮食应急状态的能力。
第十九条 对参加应急工作的人员，应给予适当的通信、加班等补助。对有下列突出表现的单位或个人，由市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一、出色完成应急任务的。
二、对应急工作、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三、及时提供应急粮食或节约经费开支，成绩显著的。
四、有其他突出贡献的。
第二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据有关规定将对直接责任人及主要负责人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对有关单位予以通报批评；违反国家行政法律法规规定的，将依法对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要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照本预案要求和市指挥部指令实施粮食应急措施的。
二、在粮食供应时以假乱真、以次充好或者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的。
三、指定加工企业和销售网点不接受粮食加工和供应任务的，不按指定供应方式供应或擅自提价的。
四、违抗市指挥部命令，拒不承担应急任务的。
五、贪污、挪用、盗窃应急工作经费或物资的。
六、有特定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应急期内不坚守岗位，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的。
七、粮食储备或粮食经营企业的库存量未达到规定水平，或挤占挪用贷款资金造成帐实不符和贷款物资保证不足，影响应急使用的。
八、对粮食应急工作造成危害的其他行为。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根据本预案和本地区实际情况，制订和完善本县粮食应急预案。
第二十二条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