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卫国与宜昌九洲购物广场仲裁调解书申请执行案

宜昌市西陵区法院执行庭
向建军

【案情】
申请人：甘卫国，男，1961年10月26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宜昌市绿萝路45号，
被执行人：宜昌市九洲购物广场(筒称九洲)
法定代表人：李琳，经理。
1998年10月6日，申请人甘卫国与被执行人九洲订立《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签订后，申请人甘卫国承包经营九洲一楼复读机柜，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被执行人九洲以甘卫国不服从管理为由，多次找申请人甘卫国要求解除合同，收回一楼经营场地，申请人不同意。被执行人九洲单方决定，1999年3月3日对一楼复读机柜进行搬迁。被执行人九洲为防止搬迁过程中丢失甘卫国承包经营的商品引起纠纷，向宜昌市伍家岗公证处申请对甘卫国经营的复读机专柜的商品进行证据保全。3月3日，复读机柜照常营业，由九洲工作人员通知甘卫国到场。申请人甘卫国和其营业员张雨蓉对存放在一楼复读机柜的商品单方进行清点，计价，列出货物清单七张，写明总计金额431772.50无，晚上8时许甘离开九洲，当晚9点九洲停止营业后，伍家岗公证处公证员何立，曾小池到场，由九洲工作人员对九洲一楼复读机专柜的所有商品、柜台进行清点，由公证员作了笔录， 在两位公证员监督下，将甘存放在一楼复读机柜的全部商品、柜台搬至九洲办公室一问空屋内，上锁后加了封条，对整个过程进行了摄像，有录影带一盒，并作了笔录，出具(99)宜伍证内民字第41号保全证据公证书一份。3月4日，甘拿着清单向110报警称九洲非法扣押了其商品，110未立案。后双方多次协商不成，申请人依据双方签订的经营合同仲裁条款，于1999年3月8日向宜昌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执行人：①继续履行合同； ②返还非法扣押的价值43万元的商品；③赔偿申请人停业期间的营业损失； ④承担本案的全部仲裁费用和律师费。
1999年4月16日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申请人甘卫国、被执行人工作人员揭新萍到庭。双方均同意协商，气氛很友好。甘卫国同意解除《承包经营合同》，九洲公司同意给甘卫国一定的经济补偿，返还公证机关证据保全的货物。申请人甘卫国申报3月3日存放在九洲一楼复读机柜的商品为43万元，被执行人九洲工作人员误认为公证处证据保全的商品为43万元。九洲同意将保全的货物全部返还，在此情况下仲裁庭认为巳查明本案争议的事实，仲裁庭未对甘卫国提供的清单与实物进行核实，在仲裁员的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共五条，内容如下：
一、双方同意解除1998年10月6日订立的《承包经营合同》；
二、被申请人宜昌九州购物广场1999年4月21日前返还申请人价值43万元的商品；
三、被申请人于1999年4月21日前退还申请人交付的押金9000元，1999年3月份租金4500元以及1999年2月份销贷款7400元(该款以双方开票核对数为准)；
四、被申请人一次性补偿申请人货物资金占用费5000元(1999年3月4日至1999年4月16日)；
五、本案仲裁费用9965元，申请人自愿承担3986元，被申请人自愿承担5979元。该费用已由申请人预交，被申请人应承担的费用在退还租金时一并支付给申请人。
1999年4月16日，宜昌市仲裁委员会作出宜仲调(1999)1号仲裁调解书。
调解书生效后，1999年4月21日履行第二条，双方到场，启封公证机关证据保全货物封条，开锁，九洲开始交接证据保全的商品， 双方列了商品交接清单，未注明商品价格和总价值，在商品全部清点交接完毕后，双方在交接清单上签字，并在交接清单特别注明：“以上商品清单共计壹拾肆张，由双方当事人张立群、宋传报、曹昌明、陈琳进行交接，至此(1999)年第1号仲裁调解书第二条已执行。”此后，由甘卫国将货物全部拖走，然后甘到被执行人处领取了其它款项，即履行了一、三、四、五条协议，整个过程双方无争议。
1999年4月27日申请人甘卫国向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被执行人严格履行调解书第二条，返还43万元的商品，即1999年4月21日九洲返还的商品，按甘卫国所列清单，价值仅为171298.90元，应追回申请人所有260473.60元商品，西陵法院立案后，向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被执行人向执行法院四次提出书面异议，申请人要求返还260473.60元商品无理，宜仲调(1999)1号仲裁调解书双方已全部自动履行。甘卫国单方向仲裁委员提供的总价43万元商品清单是虚假的，清单制作人，甘卫国的营业员张丽蓉证实，该清单是由甘卫国口报数据及价格，由张丽蓉填写， 其清单上的商品数量明显多于当天存货，有张丽蓉认可的律师调查笔录佐证。
同时查明，在本案进入执行程序后，申请人甘卫国聘请的营业员向当事人双方提供了两份相互矛盾的证据。一份是向被执行人九洲说明1999年3月3日甘卫国与她制作的货物清单上的商品数量多于实物，在法院通知甘卫国，看了证据后，甘找张丽蓉，张丽蓉又向甘卫国出示书证，证明已向被执行人所说情况是被迫签的字。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①宜仲调(1999)1号宜昌仲裁调解书。
②(1999)宜伍证内民字第41号保全证据公证书，
③1999年3月3日甘卫国、张丽蓉所列货物清单。
④1999年4月21日，双方签字认可的交接物品清单。
⑤1999年6月2日，张丽蓉签字认可调查笔录。
⑥1999年7月8日，张丽蓉向甘卫国出的书证。
【审判】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认为：1999年3月3日申请人甘卫国存放于九洲一楼复读机柜的商品价值多少，事实不清。从双方发生纠纷到仲裁调解结束，双方当事人既未在一起对该商品盘存，确定存放于一楼复读机柜的商品数量和价格，也末请价格鉴定部门对该商品评估定价。申请人甘卫国3月3日存放在九洲的商品价值多少一直未得到确认。3月3日甘卫国及其营业员张丽蓉所列货物清单，未经核实，不能以此证明3月3日甘卫国存放于九洲的商品价值。被执行人工作人员在仲裁调解书上签字，同意返还43万元价值商品，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对该商品的价值有重大误解。4月21日，双方在自动履行第二条时，交接物品清单上的“至此(1999年)，第1号仲裁调解书第二条已执行”的特别注明，说明双方已认可1999年3月3日申请人甘卫国存放于九洲一楼复读机柜的商品为被执行人九洲证据保全的商品。宜昌仲裁委员会仅凭甘卫国单方提供的价值431772.50元商品清单，认定被执行人九洲返还申请人甘卫国43万元价值的商品，证据不足。申请人甘卫国要求严格履行仲裁调解书第二条返还260473，60元商品执行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第四项之规定，作出如下裁决：
申请人甘卫国申请强制执行宜昌市仲裁委员会宜仲调(1999)1号仲裁调解书第二条一案本院不予执行。
申请执行费3210元，由申请执行人甘卫国承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评析】
本案是一起仲裁调解书申请执行案，因我国《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对仲裁调解书申请执行案，法院是否能裁定不予执行未作明文规定，对本案能否裁定不予执行仲裁机关与执行法院存在分歧，笔者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
一、仲裁调解书有错误法院该不该执行?
对仲裁裁决申请执行案，因仲裁裁决未经过诉讼程序，人民法院立案后，对其是否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是否具有合法性，人民法院只有审查才能决定，也才能决定是否予以强制执行，对违法的或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仲裁裁决，人民法院不予执行，那么仲裁调解书有错误，法院该不该执行呢?首先应看看仲裁调解书会不会出现错误，仲裁调解书与仲裁裁决书不同之处，就是仲裁调解书是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而仲裁裁决不完全取决于当事人自愿、仲裁委员会可依职权依法裁决。
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主持调解的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当事人发现有错误向法院申诉，最后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的巳屡见不鲜。 仲裁调解书出现错误同样也是不可避免的，笔者认为一般有下列几种情况。1、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仲裁条款或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2、仲裁调解协议的内容不是当事人自愿的，意思表示不真实的；3、下达仲裁调解书的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4、仲裁机关作出的调解书超越职权；5、仲裁机关作出的仲裁调解书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扎实；6、仲裁调解书适用法律，法规错误；7、作出仲裁调解书违背了法律规定的程序；8、人民法院认定仲裁调解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只要有上列某种情况出现，都会造成仲裁调解书错误。由此可见仲裁调解书出现错误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申请执行案件不同于诉讼案件，立案庭审查立案后执行员一般不需对案件的事实、适用法律等进行全面审查。但当法院向被执行人送达限期执行通知书后，被执行人提出异议，并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生效的法律文书确有错误时，法院执行人员必须认真审查当事人“ 异议”，对其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核实，按法定程序决定该案该不该执行， 那么错误的仲裁调解书该不该执行呢？(当笔者把此问题提出来时就已经觉得它不是问题了)，执行案件应遵循的原则之一就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众所周知生效的法律文书有错误的不应执行， 不可否认仲裁调解书也是生效的法律文书，因此，仲裁调解书也不例外。1999年5月18日，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给中共中央《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对确有错误的生效法律文书，要依照法定程序及时处理和纠正。要加强对执行程序中出现的适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工作。”1986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人民法院对申请强制执行仲裁机构的调解书应如何处理的通知》通知指出，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发现仲裁机构的调解书确有错误的不予执行。虽然此通知是在1995年9月1日《仲裁法》实施前作出的，但与现行仲裁法并无抵触，那么我国《仲裁法》又是怎么规定的呢?这是笔者要阐明的第 二个问题。
二、仲裁调解书申请执行案，是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之规定，裁决不予执行。
人民法院对受理的仲裁裁决申请执行案，必须依法进行审查， 符合条件的予以执行，不符合条件的则不予执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从七个方面规定了不予执行的条件，并且规定了审查的程序要求和审查后的处理，不予执行的情况包括1、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或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2、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3、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4、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5、适用法律有错误；6、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7、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上述七种情形中，有其中一种情形，则不符合执行条件，此条款对仲裁调解书申请执行案是否适用呢？1995年9月1日施行的《仲裁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可以先行调解，当事人自愿调解的，仲裁庭应当调解。调解不 成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决。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或者根据协议结果制作裁决书。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此可见，对仲裁裁决适用的法律条款，对仲裁调解书同样适用。
三、本案宜仲调(1999)1号仲裁调解书是否有错误。
本案在执行过程中，从双方当事人举证可以看出四个问题：
1、1999年3月3日，甘卫国存放于九洲一楼复读机柜的商品价值多少，一直未得到确认，说明本案事实不清。
2、九洲工作人员在仲裁开庭时，对返还43万元商品表示认可不是其真实意思的表达，是对该商品价值有重大误解，另九洲为国有企业，其工作人员也无权对国家财产作无原则放弃。
3、1999年3月3日甘卫国与其营业员所列商品清单，是申请人单方行为，以此认定返还43万元商品证据不足。
4、双方在履行第二条时的特别注明，说明调解书第二条巳执行。 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宜仲调(1999)1号仲裁调解书确有错误。
四、本案裁定不予执行的法律后果。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五款规定：“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因仲裁调解书与仲裁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因此，本案裁定一经作出，原仲裁裁决便失去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恢复到仲裁裁决前的不确定状态，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协议重新申请仲斌，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恢复到仲裁裁决前的不确定状态，有着特殊意义，有利于查清本案事实真象，让诉讼双方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有利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本案裁决不予执行，实际不会损害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的利益。

文化部


文化部关于加强依法行政工作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
为了落实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和全国文化法制工作会议精神，加强文化法制建设，依法管理文化事业，现就加强文化领域依法行政工作的若干问题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更新观念，提高对依法行政的认识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政府机关运作方式的基本特征，它既是加强廉政建设，从严治政的根本之举，又是提高行政效率，保证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必然选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文化事业的管理体制和发展机制都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依法行政已成为转变政府职能，繁荣发展文化事业的内在需求。
各级文化行政部门承担着依法管理国家文化事业的职能。这是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因此，权力的行使必须以法律为依据，以为人民群众谋取最大利益为根本准则，自觉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公平正义的品格。
依法行政，立法是前提，执法是关键，普法是基础，队伍是保证。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要从根本上转变那些已经不能适应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要求的传统观念和工作方法，全面、深入领会依法行政的精神实质，高度重视文化法制建设，增强依法行政的自觉性。
二、加快文化立法步伐，提高文化立法质量，为依法行政奠定坚实基础
为了加强文化领域的法制建设，文化部制定了《文化立法纲要》，各地要参照纲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分清轻重缓急，本着先易后难，先低后高，逐步推进的原则，确定长期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
要改变各门类文化立法不平衡的状况，对于文化事业的各个方面，都要尽快制定相应的法规以及规章制度，努力使文化立法覆盖整个文化领域。
提高立法层次和立法质量是当前文化立法工作的突出任务。今后几年，在研究起草文化基本法的同时，要以专项文化法律、国务院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重点，力争为文化事业的行政管理提供较高层次的法律依据。
文化立法要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作为立法宗旨，坚持与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与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相一致、与文化自身特性相符合的原则，以长期的工作实践和理论成果为基础，参考借鉴经济领域和国外文化立法经验，注重立法的科学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从应急立法走向规范
立法，从经验立法走向科学立法。
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文化立法既要坚持改革方向，又要为进一步改革留下余地。既要保持法律、法规的稳定性，又要随着改革的深化，形势的发展，适时地修改或废止现行的法律、法规。在立法过程中，一是要走群众路线，广泛吸收艺术家与法律专家参与，以加强立法的民主性与科
学性；二是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发挥各自优势，使文化立法在法制统一性的前提下得到有效推进；三是要充分认识文化立法的复杂性，把长远目标与阶段性任务结合起来，把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结合起来。
三、严格文化行政执法，强化文化行政执法监督
加强文化行政执法，首先要健全执法制度，提高执法水平，逐步建立健全与立法进程相适应的执法体系。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不断完善文化行政执法程序，制定执法质量标准及考核办法，以保证执法行为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同时，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促
进管理部门和执法人员依法办事，既防止滥用权力，又防止执法不力或放弃执法责任，以维护文化行政执法的有效性。
要建立健全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实行执法责任制，关键是要明确文化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的责任，尤其是文化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的责任。根据法律、法规确定的职责权限，属于文化行政部门职责管理的，不论有多大困难，都要依法管好；不属于文化行政部门职责的，
要主动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支持有关部门依法管理。要根据部门职责，把文化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法律责任，逐级分解到组织实施的部门和执法责任人，明确行政职权和执法责任，确保文化法规的贯彻落实。实行评议考核制，前提是要实行政务公开，文化行政执法的依据、权限
、程序和办事结果都要公开，要告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权利，自觉地把文化行政执法置于群众监督之下，杜绝“暗箱作业”。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让人民群众参加评议，把他们的评议意见作为考核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的重要依据，把考核结果作为评定各级文化行
政部门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
文化行政部门既要自觉接受来自外部的监督，更要大力加强和完善文化系统内部的行政监督和审计、财政等专项监督，对违法行政的直接责任人员要严肃处理，对不适合继续在文化执法岗位上工作的人员要坚决调离，以维护执法队伍的纯洁性。
文化行政执法，既要注重惩治文化领域的违法行为，又要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把惩治与保护相统一、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贯穿于文化行政执法全过程。
四、健全普法制度，扩大普法规模
文化普法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做到普法队伍、经费和教材三落实，圆满完成国家“三五”（1996—2000年）普法任务。在普法对象上，以文化部门和文化系统为重点，面向整个社会；在普法内容上，以文化法规为重点，同时学好相关法规。要针对突出问题，注重
实效，提倡自我教育，抓好文化行政管理干部的学法、懂法和守法、用法工作。尤其要下功夫抓好文化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制培训，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强调执法人员的资格条件，提高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一般可以采取以下形式：一是举办法制讲座，每年组织领导干部集中听取
几次法制课。二是举办领导干部法制培训班或者研讨班。三是在相关院校开设法制课程，并作为文化管理干部必修课。
要广泛利用图书报刊、广播电视以及网络等大众传媒，通过多种形式，营造文化普法的声势和氛围。尤其要充分发挥文化部门和文化系统的人才优势，寓教于乐，生动活泼地开展文化普法工作，使文化法规广为人知，深入人心。
文化普法工作要突出宣传法律的权益保障、权利保护功能，使人们认识到法律不仅是规范自身行为的工具，也是保护自身权利和利益的武器。学法懂法的目的不仅在于自觉守法，而且也在于以法律为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监督政府部门的行政执法行为。文化法制宣传教育要
注重与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结合，注重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充分调动人们学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才能取得扎实成效。
五、建立健全文化法制机构，为依法行政提供组织保障
加强文化法制建设，推进依法行政，必须建立一支政治强、作风正、业务精的文化法制队伍。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贯彻政府机构改革精神，转变职能，加强宏观调控，依法行政。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部门要确定机构，负责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研究、起草工作，部门法规性
文件的起草、审查工作，文化行政执法的监督、检查工作，文化系统行政复议工作和行政诉讼事项等。县（市）文化行政部门也要选派精干人员，充实文化法制队伍。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文化法制工作，充分发挥文化法制机构在依法行政中的重要作用。
加强文化法制建设，实行依法行政是在文化领域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体现。各级文化行政部门都要扎实工作，开拓进取，为建设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1999年8月26日